安倍晉三與統一教(1)國葬儀將成天皇以外「戰後第一」的國家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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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葬令》原本是天皇直接發佈的勅令,戰後隨著日本施行新的《日本國憲法》,削弱日本天皇實權,日本天皇實質上成為虛位元首,所有戰前由天皇發布的法令或命令一律失效,《國葬令》也跟著走入歷史。

走入歷史的國葬與再起

隨著二戰結束、日本制定新版憲法,作為天皇勅令的《國葬令》跟著失效,在沒有制定新法前,日本除了《皇室典範》之外,在法制上並沒有關於平民的國葬規範。

貞明皇后的皇太后大喪

日本戰後第一次遇到國葬問題,是 1951年昭和天皇的母親貞明皇后過世時。原本按照《國葬令》,貞明皇后也符合舉行國葬的資格。但依據新的《皇室典範》第 25條規定,只有天皇過世時才會舉行大喪之禮(大喪の礼),確立了往後天皇以外的皇室成員過世時,不舉行國葬的標準。

第二十五条 天皇が崩じたときは、大喪の礼を行う。

當時雖然沒有幫貞明皇后舉辦國葬,但使用了皇室公家預算(宮廷費)替貞明皇后舉辦了 比照國葬標準 的「皇太后大喪」。

(即將不是)戰後唯一的國葬

緊接著再下一次國葬風波,就是 1967年前首相吉田茂的國葬。在安倍晉三的國葬儀正式舉行之前,這是「最後一次國葬」。

事實上,1951年貞明皇后過世之後,便一直有關於國葬的討論,特別是皇族以外的的人,在戰後該如何實施國葬?當時(1960年代初期)日本內閣還特別成立了官方制度聯絡調查會議(公式制度連絡調査会議),來討論國葬該怎麼進行。會議上雖然認同應該要立法解決國葬問題,然而,大家會議上一直無法達成共識,不知該如何設定國葬標準,也擔心會演變成政治風波,遲遲無法立法。

就在大家還在討論的過程中,前首相吉田茂在 1967年過世。當時的首相佐藤榮作緊急透過閣議決定的方式,決定要替吉田茂舉行「戰後首次的國葬」。手法與本次岸田文雄拍板要替安倍晉三舉行「國葬儀」如出一徹。

缺乏法源依據、立法前不辦國葬成共識

曾以戰後國葬為題發表 論文 的前田修輔 指出,吉田茂的國葬使用的法律解釋,是內閣法制局早前提出的意見。當時內閣法制局認為:國葬基本上是行政作用的一部分,屬於內閣管轄範圍,理論上舉行國葬不需要《憲法》上的法律依據,責任歸屬是在內閣手上,可以靠政令舉行國葬。但是這後面有但書:內閣法制局雖然認為舉行國葬與否是內閣的職權,但最好還是透過國會立法、再由內閣執行會比較妥當。

實際上,當時透過閣議決定,拍板決定要替吉田茂舉行國葬,確實曾引發反彈,認為缺乏法源依據。這也是在吉田茂之後,並沒有舉行過國葬的原因之一:在立法之前,不宜舉行國葬。

也因此,在吉田茂(1878-1967)之後過世的前首相佐藤榮作(1901-1975),即便佐藤榮作曾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在當時又創下「首相任期最長」的紀錄,佐藤榮作的喪禮也不是國葬,而是「國民葬」(国民葬)。在這之後的大平正芳(1910-1980)之死,更確立了前首相過世之後,是由內閣、所屬政黨共同舉行「合同葬」(合同葬)。

吉田茂與佐藤榮作成轉捩點

事實上,1975年佐藤榮作過世時,當時内閣法制局長官吉國一郎就曾向當時的首相三木武夫 表明,在現行法制下無法舉行國葬,如果要舉行國葬就必須取得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同意。這也是當時三木武夫政權決定以國民葬取代替佐藤榮作舉行國葬的原因。

《朝日新聞》報導則 指出,當時吉田茂可以舉辦國葬,但 8年後的佐藤榮作只有國民葬,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在野黨的態度。吉田茂過世時,佐藤榮作拜託時任眾議院副議長園田直,說服當時在野的第一大黨社會黨。8年後輪到佐藤榮作過世,當時在野黨很早就表明反對國葬的立場,再加上當時朝野勢均力敵,所以執政黨也不敢為了國葬這件事情,和在野黨撕破臉。

年份首相名稱喪禮形式國費支出政府負擔比例
1967吉田茂國葬1810萬日圓100%
1975佐藤榮作內閣、自民黨與民眾的國民葬2004萬日圓50%
1980大平正芳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3643萬日圓50%
1987岸信介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4510萬日圓50%
1988三木武夫眾議院與內閣的合同葬1億1870萬日圓100%
1995福田赳夫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7334萬日圓50%
2000小渕惠三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7555萬日圓50%
2004鈴木善幸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5449萬日圓50%
2006橋本龍太郎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7703萬日圓50%
2007宮澤喜一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7585萬日圓50%
2020中曾根康弘內閣與自民黨的合同葬7959萬日圓50%
2022安倍晉三國葬(預估)16億5940萬日圓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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