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日COVID-19確診患者失聯的事件層出不窮，厚生勞動省於 22號向各地方政府指示，今後若地方保健所判斷情況有需要（例：撥打緊急聯絡電話不通、去拜訪當事人住處、老家或辦公地點都找不到人），可以向警方報案陽性患者行蹤不明，要求警方協助確認陽性患者所在位置。

當地保健所請求警方協尋COVID-19陽性患者時，會提供警方當事人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等個人情報。由於這些確診患者的個人資料只在行政機關間傳遞，故並無違反日本《感染症法》的保密原則。

部分保健所擔心侵犯患者人權

早在這則新聞出來之前，曾為《讀賣新聞》醫療部新聞記者，現為日版《BuzzFeed》醫療版（BuzzFeed Japan Medical）編輯的岩永直子便已在一週前（7月14日）獨家報導厚生勞動省打算要讓警方協助「搜索」COVID-19確診患者一事。當時，厚生勞動省已和警察廳討論具體細節，但受到不少地方保健所長以此舉已「侵犯人權」為由，反對讓警方協助疫調進行。

患者不是罪犯，疫調不是「搜索」

根據日版《BuzzFeed》的獨家報導，原先厚生勞動省考慮的方向是，要提供警方失聯的COVID-19確診患者個人姓名、住址、年齡、性別、外型特徵或照片等資訊，方便警方協助「搜尋」確診患者。雖有部分保健所贊成厚生勞動省的提案，但也有一部分保健所認為，保健所應該是幫助感染者的機構，而不是「搜查」機構，疫調不等於警方「搜索」，也不能將患者當成罪犯，也不應該提供警方患者個人資訊。

反對讓警方協助「搜尋」確診患者的保健所主張，由於日本曾經有過制度設計上歧視漢生病患或HIV帶原者的歷史，所以現行的《感染症法》相當注重患者的人權，《感染症法》第 15條雖然提到保健所必須要積極地進行疫調，但就算患者不願意配合疫調也不會受到處罰。就算是可以經由空氣傳播的結核病患者失聯，保健所也不可能會向警方通報失蹤人口，質疑為何COVID-19的確診患者失聯就必須要通報警方？

警方介入可能會讓疫調可能更困難

此外，也有部分保健所擔心，如果讓警方協助疫調，可能會讓更多人不願配合疫調，進而造成反效果。舉例來說，如果今天不是保健所的人前來疫調，而是警方的話，如果確診患者本身很抗拒警方、有不想讓警方知道的難言之隱，都有可能會讓疫調過程變得更麻煩。

對此，熟知日本《憲法》與資訊相關法規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曽我部真裕認為，是否要讓警方協助疫調需要考慮：（1）讓警方介入疫調的必要性與（2）這麼做是否真的能減少患者失聯的狀況發生。這件事情最大問題在於，民眾會擔心警方會不會借用這次疫調的機會，趁機搜查其他案件。就算警方或政府再三強調，這次情況只是讓警方協助找尋失聯的確診患者，如果當事人有難言之隱，擔心會被警方抓到把餅，反而有可能會躲得更遠，反而更難找到當事人。

各種因素造成失聯患者多數是夜生活相關業者

由於日本在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及中央政府官員不斷在媒體上強調，現在這波疫情的感染者近半數是經由「夜生活」傳播出去的，強化社會上對於「夜生活」或特種行業的汙名。

當時，東京・新宿及池袋等地因為接連傳出夜店、夜總會等陪酒業者爆發群聚感染，所以新宿區長主動跑去和新宿區內的特種業者溝通，希望相關從業人員可以主動參加新宿區集團檢查，只要有人確診就能馬上送去治療，如果大家都沒事就可以對外證明現在這波疫情並不是都是夜生活害的，藉此洗刷負面形象。沒想到一驗之後，就抓出一堆無症狀感染者，也讓東京都的感染者年齡分佈一夕之間大幅往下，變成以 20、3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東京都新宿區疫情拉警報，確診個案年輕人居多》

按照目前東京都的防疫政策，不論是無症狀感染者或是輕症患者，只要確診COVID-19，基本上就要在醫院、「防疫旅館＊」養病。在這段期間，保健所會派人前往疫調，詢問近期的接觸史。然而，因日本的防疫政策並沒有強制性，如果當事人希望留在自家養病，是有可能選擇不住院治療，在這種情況下保健所就必須要定期確認患者目前所在位置，是否有好好待在家裡休養，過程中不免會發生和確診患者失聯的狀況。

＊日本的「防疫旅館」是讓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的確診患者養病專用，與台灣的「防疫旅館」是提供給入境後須進行 14天居家檢疫，一旦出現症狀確診COVID-19就必須要搬離「防疫旅館」住院治療的概念完全不同。

新宿區針對鬧區實施集團檢查的關係，就會讓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當中「夜生活」相關人員的比例變高。在「夜生活」相關人員的比例佔在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就是比較高的情況下，可想而知「失聯」的COVID-19確診患者當中「夜生活」相關人員的比例也會比較高。再加上「夜生活」相關從業人員剛好符合「年輕、多是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的條件，他們在日本的防疫政策下不是優先被送醫住院治療的患者，可以選擇留在家養病（aka居家隔離），上述種種因素加起來，就這麼剛好出現了「失聯的確診患者很多都是夜生活相關業者」的表象。

所以當媒體不斷報導哪邊又有失聯的COVID-19確診患者時，只要點到「又是夜生活相關業者確診後失聯」，就會再度強化社會上對於夜總會、性風俗產業的汙名與偏見。

假借維持善良風俗名義，行防疫「宣導」之實

事實上，早在厚生勞動省確定要讓警方協助「搜尋」失聯確診患者之前，地方政府就已經多次使用俗稱「風營法」的《風俗営業等の規制及び業務の適正化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讓警方進入特種行業「宣導」防疫措施，造成不少業者的反感。

最早是大阪府在 7月8日時曾發生，一名女子到牛郎店消費時因為付不出錢，店家疑似要該名女子下海還債，大阪府警便以違反《売春防止法》之虞逮捕該間牛郎店業者的事件。在那之後，大阪府警在 17號晚間依據《風營法》突擊檢查附近其他店家，名義上說是要調查附近店家有沒有按照法規營業，卻是戴上護目鏡、口罩和手套，呼籲業者要做好防疫措施。

根據《風營法》第 37條第 2項，警方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進入特種行業調查業者是否有按照法規營業。但在《風營法》當中，並沒有提到警方可以為了防止疫情進入店家內突擊檢查，這次大阪府警仗著《風營法》進到店家內進行防疫宣導，已是濫用職權。

沒想到在推特上出現一片質疑大阪府警怎麼可以假藉《風營法》進到店家內呼籲業者做好防疫措施的時候，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先是 19號在電視台上合理化大阪府警的行為，認為警方可以用《風營法》進入店家進行防疫宣導。菅義偉接著在隔天（7/20）的記者會上重申：「從東京都的檢查結果知道夜生活的感染狀況很嚴重」、「牛郎店和夜總會就是（疫情）根源」，強調警方要善盡《風營法》的義務，順便呼籲業者做好防疫措施。

東京都派警方和東京都職員一起去檢查

最後就連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都加入這場戰線，小池百合子在 22號拜託警視廳以《風營法》進到店家協助進行防疫宣導。對此，警視廳幹部表示，警方可以依據《風營法》進到牛郎店、夜總會、性風俗店確認工作人員名單、營業時間、店內是否有未成年等調查，但光靠「維護善良風俗」的《風營法》不能用來確認店內的防疫措施有沒有確實，頂多只能在進到店內時隨口說一聲「多留意一下防疫措施」。

最後，警視廳在東京都職員的陪同下，於 24號晚間進到東京・歌舞伎町與池袋展開調查。由警方負責確認店家的工作人員名單、排班表及店內是否有未成年，只有獲得業者同意的店家，才會再讓東京都廳的職員接著確認店內防疫措施是否有做好。

新宿社交料理飲食業連合會的代理會長工藤準一表示，對於店家來說，警方要調查一定會全力配合，但防疫對策和《風營法》又沒有關係，警方這樣闖進店裡只會強化外界對於夜生活的負面印象。東京都內夜總會工作人員組成的日本水商賣協會（日本水商売協会）代理理事甲賀香織則說，以《風營法》進到店內說要清查防疫措施早就已經超越警方職權了，希望警方檢查完沒事的話至少可以幫忙對外宣傳：「這間店很安全，去了也沒關係」。

參考資料

1. 【独自】陽性判明後に行方不明→厚労省が警察に捜索を依頼できる仕組みを検討→保健所反発
2. 歌舞伎町に立ち入った警察「通常の活動」 店側は反発も
3. 感染対策の協力、戸惑う警察 立ち入り「法的根拠ない」
4. コロナ対策、「夜の街」に風営法で立入検査ってアリ？ 「権力の濫用」との指摘も
5. 連絡の取れない感染者、所在確認に警察も協力へ…保健所が行方不明者届

PCR檢測陽性率是判斷COVID-19疫情狀況的重要資訊，然而，日本的PCR檢測結果一直為人詬病，質疑日本是不是在蓋牌？日本是不是驗太少，所以陽性率才這麼高⋯⋯？這些質疑並不是空穴來風，畢竟日本在PCR檢測上風波不斷，不僅無法即時公布最新資訊，就連PCR陽性率的計算方式都沒有全國統一！日本各地方政府的PCR陽性率計算方式不同，上呈給中央（厚生勞動省）的資訊也就沒有辦法綜合來看。

各地的PCR檢測陽性率分母竟然不一樣

總的來說，PCR檢測陽性率，就是所有檢測的人當中驗出陽性的比率有多少。理論上照這句話來看，PCR檢測陽性率就是要計算「所有檢測的人」檢測結果的陽性率，所以分母當然就是要放「所有檢測的人」。然而，日本有些地方政府在計算PCR陽性率的時候並非如此。

這個現狀就連厚生勞動省專家會議的尾身茂副座長都看不下去，在 5月1日的記者會上要求政府應該要提供「正確的分母」數據，如果沒有「正確的分母」就沒有辦法靠PCR檢測陽性率來掌握疫情狀況。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雖然在 8號的記者會上說：「陽性率是重要的資料，希望都道府縣配合調整」，但厚生勞動省至今沒有制訂出一套全國統一的PCR陽性率計算標準，沒有辦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即時提供計算PCR陽性率所需要的資料，只以一句「知道都道府縣現在很忙，所以沒有辦法即時報告現況」作結，讓PCR檢測陽性率的計算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PCR檢測陽性率的「分母」問題出在哪？

目前日本各地可以進行PCR檢測的機構可以分成：

1. 國家機構（例：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檢疫所等）
2. 地方公家機構（例：地方的衛生研究所、保健所等）
3. 民間機構（例：民間檢疫公司、大學、醫療機構等）

有些地方政府在計算PCR陽性率的時候，只會統計公家機關檢驗結果，而不將在民間機構檢測的結果納入PCR陽性率的計算當中，就會為讓PCR檢測陽性率的分母不一致。例如：神奈川縣和兵庫縣到現在都還沒有統計民間的PCR檢測結果，而大阪府和京都府則是從一開始就有將民間機構的檢測結果納入計算當中，但另外也有像北海道是從一開始就沒有民間採驗的方式。

另一種情況是，COVID-19確診個案必須要二驗陰性才能出院，有些地方政府在計算PCR陽性率的時候，會把這些「陰性檢查（確診之後用來檢驗病毒量是不是低到可以出院）」也算進去，就會造成同樣的個案不止一次被算入PCR檢測陽性率計算當中，這也會讓PCR檢測陽性率的數值較低（二驗陰性的結果就是陰性，如果將這些例子加入檢測總數的分母，就會讓陽性率變低）。厚生勞動省表示，目前大約有近 20個都道府縣將「陰性檢查」的結果也納入PCR陽性率的計算當中。

47個都道府縣可能就有47種（以上的）情況

舉例來說，東京都最初就只有統計公家機關的檢測結果，所以沒有公布東京都的PCR檢測陽性率。直到後來東京都修正PCR檢測陽性率的計算方式，納入民間檢測結果並刪除出院前二驗陰的資料，到 5月8日才首度公布PCR檢測陽性率，16–22日的PCR檢測平均值為 1.3%。

另外像千葉縣的情況是，民間檢測機關提供的數據包含了二驗陰性的資料，現在千葉縣考慮將民間檢測結果的二驗陰性數據刪掉之後，再將這些數據納入PCR檢測陽性率的計算當中。

至於埼玉縣則是，最初只有統計埼玉縣經營的 13間保健所和民間機構的檢測結果，直到這個月 15號才把縣內政令指定市和中核市的 4間保健所檢測結果納入，計算出埼玉縣整體的PCR陽性率。

無法及時更新最新數據的「時間差」

日本PCR陽性率的問題不只有上述的「分母」問題，從採驗→檢驗結果出爐→彙整上報的「時間差」也是一大阻因。

目前在PCR檢驗陽性率在計算上，是由各個檢驗機關將檢驗數據提交給負責的保健所，再由保健所上呈給所屬的地方政府（都道府縣或政令、中核市行政單位），由地方政府彙整發表當日的COVID-19檢驗陽性人數。

由於目前日本的PCR檢疫能量吃緊，PCR檢疫工作沒有辦法在當天完成，很有可能當事人A在今天採驗完，要等到 2–3天之後檢驗報告才出爐。所以，在上報COVID-19檢驗陽性人數的同時，必須要同時附上各個檢體的採驗日期，才有辦法補齊前幾天的PCR檢驗數據，算出前幾天的PCR檢測陽性率的「正確值」。這就會演變成，政府在作業流程上為了求快，所以是優先上報當日檢驗結果確診為陽性的總數（PCR陽性率的分子），事後再補上每天的總檢驗數（也就是分母的部分），所以厚生勞動省根本沒有辦法每天公布即時的PCR檢驗陽性率數值——因為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其實是前幾天採驗的結果。

每天公告的數據只是速報值，而非準確值

目前厚生勞動省每天傍晚都會公告前一天各個都道府縣的確診人數，但這些數值充其量只能當作速報值，而非準確值。因為厚生勞動省坦承，目前有 12個都（道府）縣（這句話的說法意思就是有東京都，但沒有北海道、京都府和大阪府）沒有辦法在檢疫當天就上報PCR檢測結果。所以厚生勞動省針對這 12個都（道府）縣改變統計方式，由厚生勞動省直接到這幾個都（道府）縣的官方網站上計算新增確診人數，將這些數值以暫定的方式公告上去（也就是速報值），之後再核對和當地政府事後補上的資料是否一致。

舉例來說，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指出，日本全國截至 5月6日共實施了 15萬7,563件PCR檢查，當中有 1萬5,300件檢驗結果為陽性，日本全國的PCR陽性率為 9.6%，但如果單看東京都的話PCR陽性率為 37.1%。對此，東京都強烈反抗厚生勞動省的數據，表示東京都現在因為醫療現場太忙，沒有辦法每天即時上報數據，所以是每週更新一次，實際值根本不像厚生勞動省估得那麼高。隨後，東京都也在 5月8日晚間單獨公布自己計算出的東京都PCR檢測陽性率。東京都在 4月11日和 14日兩天來到PCR陽性率高峰值 31.6%，隨後漸減，5月過後的PCR陽性率都在 10%左右，5月7日的PCR陽性率更只有 7.5%。

只要調整計算方式，就能讓數字變好看

地方和中央算出來的PCR陽性率不同的例子，還不是只有東京都而已。愛知縣在官方網站上公布的愛知縣PCR檢測陽性率只有 4.2%，但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卻是 6.3%。這當中的差異在於，厚生勞動省在計算上，是以檢查人數當做分母，同一個人測 2次以上都只算一次，但愛知縣卻是以檢查件數當作分母，就有可能將「陰性檢查」算進去，讓PCR陽性率的數值變低。

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的鎌江伊三夫特任教授指出，日本現在因為只有驗很可能就是COVID-19患者的人，所以檢驗出來的陽性率很高，這在統計學的採樣上會有偏頗，而且檢驗數太少，很難得出值得信賴的數值。鎌江伊三夫也提到，厚生勞動省現在已經承認抗原檢查的快篩試劑，抗原檢查快篩的速度比較快，但準確率比PCR來得低，之後厚生勞動省也打算要針對 1萬人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查，日本政府必須要盡快找出能正確統計確診人數的方式。

都2020年了都還在用傳真機傳手寫資料

鎌江伊三夫的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因為日本至今都還是使用傳真機上報確診人數的相關資料，光是東京都就爆出不只一次因為傳真機的關係導致導致統計上出包——5月11日，東京都上呈的資料漏了 111例確診病患，還有 35件是重複上報的例子；20號再度修正 11號發表的資料，有 9名確診患者的性別和年齡有誤；5月21日漏報 58件，重複報了 11件確診個案。

這些問題出在於，根據日本《感染症法》醫療機關的醫師必須要填寫一份「発生届」，上面必須要記載確診患者姓名、住址、症狀、感染途徑，並將這份「発生届」傳真給保健所，接著再由保健所將這些資料傳真給東京都。由於這些「発生届」多半是用手寫的，就會發生醫生寫的內容經過傳真送到保健所之後，保健所難以判讀醫生寫的內容，再加上現在業務繁忙所以不時會出包。

另一種情況是，東京都最一開始只有一台傳真機專門在收這些各地保健所傳真過來的「発生届」，再由 10名左右的員工核對內容。最後發現，這一台傳真機沒有辦法應付一天上百通的傳真，尖峰時間一口氣有太多封傳真過來，會讓傳真機故障，以致於有的傳真沒有收到，或有的內容重複印出來。東京都 23區內一間保健所的負責人便說：「東京都忙到沒有空確認有沒有收到傳真，現場應該是一片混亂吧。」

所以，東京都從 4月中旬開始增設傳真機，並要求東京都內的保健所前來支援都內的PCR檢測統計作業。接著在 5月啟動COVID-19確診患者即時資料庫系統，讓東京都和保健所可以即時掌握、互相確認所有確診患者的狀況。

現在還在開發線上申報系統（還沒正式上路）

有鑒於上述這些資料不夠即時、傳真機應付不來的問題，厚生勞動省決定將在 5月底啟用新開發的「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者等情報把握・管理支援システム（HER-SYS：Health Center Real-time Information-sharing System）」系統，直接略過保健所和都道府縣這一關，讓現場的醫療人員可以直接把電子資料輸入系統內，就能讓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步掌握最新的疫情狀況。目前這套系統從 5月17日起陸續在部分保健所進行試用，預定將在 5月底內完成系統開發，並直接將這套系統送到醫療現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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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CR陽性率、正確さ欠く 東京都が公表開始 基準なお不明確
3. 新型コロナ 政府、ＰＣＲ検査陽性率把握できず 全国集計基準なし
4. PCR検査「陽性率」出せず 阻む２つの壁
5. 国が1カ月で作った新型コロナ感染者の一元管理システム、命を守り安定稼働できるか
6. ＜新型コロナ＞都感染者１１１人報告漏れ ファクス送信でミス
7. 感染者集計ミス、東京都連発 「ファクス1台に数百枚」 収集態勢改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