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推極右派不實言論也該負法律責任,日本#MeToo代表伊藤詩織正式提告

8號, 獨立記者伊藤詩織召開記者會,宣布已對極右漫畫家はすみとしこ及 2名轉推はすみとしこ推文的男子提告,理由是在網路上誹謗中傷伊藤詩織,要求はすみとしこ刪除相關貼文,張貼道歉啟事,並求償 550萬日圓。至於轉推はすみとしこ推文的 2名男子,則分別求償 110萬日圓,並須將轉貼的文章撤除。

截圖自網路媒體THE PAGE2020.6.8的記者會線上直播存檔。

極其羞辱又低級下流的推文內容

根據訴狀內容,はすみとしこ在 2017年6月到 2019年12月期間,曾在推特上分享了 5張嘲諷伊藤詩織的畫作。每一則貼文都是與事實不符,低級下流又極其羞辱當事人的內容。

はすみとしこ發的第一次發文是將自己和伊藤詩織的照片並列,並寫到:「患有精神疾患的患者,不知道是不是吃藥的影響,瞳孔有縮小傾向」、「醫療關係人士說,『精神疾患的患者』可以分出『同伴』。看到詩織孃的瞳孔覺得很有親切感。」對此,伊藤詩織在訴狀上寫到,はすみとしこ在推特上表明自己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來暗示伊藤詩織也患有精神疾病,「因為患有精神疾病才會做出偽證,說自己是性暴力受害者」。

はすみとしこ第二次發文則說:「是要和安倍總理身邊的記者『枕營業』,但山口氏卻誤以為是自由戀愛。沒想到音訊全無的詩織在 2年後突然說自己是『性侵受害者』出現在他的面前!!」

*「枕營業」就是中文的陪睡,「自由戀愛」則是日本為了逃避法規使用的術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阪飛田新地,靠著ㄧ句「因為都是和小姐自由戀愛」遊走在法律邊界。

はすみとしこ第三次之後的發文,都會搭配自己畫的插畫。像是,一名手持智慧型手機的女性,上面寫著「枕營業大失敗!!」「雖然我在美國是酒店小姐,但我想要成為一名記者!雖然睡過大咖記者,但在那之後都沒有聯繫,我只是坐上去而已,這樣就算性侵了吧?」還有一幅則描繪女主角坐在電視機畫面前暗自竊笑,電視畫面上則是一名眼角泛著淚光的女性,在插圖旁邊寫到:「訴訟很簡單的!媒體、人權團體⋯⋯只要在鏡頭前哭一下,讓法官看到就行了」「沒錯!尻勝訴ー!」

在伊藤詩織召開記者會宣布要告はすみとしこ網路誹謗後,はすみとしこ的推特封面依舊是那張諷刺伊藤詩織為了要當上記者而和知名記者上床的插畫。(截圖時間:2020/6/9)

前往下一頁繼續閱讀(全文共 6頁):主張作品都是虛構的,所以不須刪文

延伸閱讀:《承認被害者沒有同意性交,卻判加害者無罪:為什麼日本的性侵案難從刑事訴訟獲得正義?

另一半遭殺害卻無法申請給付金,名古屋地方法院:同志伴侶不算配偶

刑事案件受害者的遺族給付金

根據日本《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可以依據傷勢申請障害給付金或重傷病給付金;如果是故意致死的刑事案件死者家屬,則可申請遺族給付金,而遺族給付金的申請人順序為:

  1. 受害者的配偶(包含沒有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有事實上婚姻關係的配偶)
  2. 仰賴受害者生前的收入生活,受害者過世後失去經濟支柱的受害者子女、父母、孫子女、祖父母、兄弟姊妹
  3. 上述以外的受害者子女、父母、孫子女、祖父母、兄弟姊妹

在順序上,按照(1)到(3)的排序,如果排序在前面的人申請了遺族給付金,排序在後者的人就不能申請遺族給付金。

遺族給付金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一定要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只要有「結婚事實」的另一半,都有資格申請。這是因為日本除了有法律基礎的登記結婚之外,有不少伴侶其實沒有到戶政機關登記結婚,但在現實生活中以已婚狀態共同生活。這種情況稱為「事實婚」或「內緣」關係。

關於「事實婚(內緣)」的介紹,請參考舊文《千葉市伴侶制度不只LGBT連異性戀「事實婚」都能申請,到底「事實婚」是什麼?

伴侶遭殺害,卻不給同志伴侶遺族給付金

2014年12月,內山靖英的另一半遭到共同朋友殺害,內山靖英想要以伴侶身份申請遺族給付金,卻在 2017年12月遭愛知縣公安委員會駁回。原因是,內山靖英和另一半是一對同志伴侶,日本至今還沒有承認同志婚姻。

對此,內山靖英決定要控告愛知縣公安委員會的作法並不合理,他和另一半已經共同生活了好幾年,實際生活就等同於「內緣」關係。遺族給付金的宗旨,本應是基於救濟刑事案件受害者而成立的,在《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的條文當中也沒有提到性別,只要是有共同生活事實的配偶就可以申請,愛知縣公安委員會沒有道理不給他遺族給付金。

同志伴侶也是「內緣」關係

事實上,最近正好有一起民事訴訟的判決結果,法官認定同志伴侶屬於「內緣」關係,保障「內緣」關係的法律條文也應適用於同志伴侶上。

2019年9月,一對同志伴侶因為其中一方的「不貞行為」告上法院,當時宇都宮地方法院真岡支部認定,就算是同志伴侶,只要有共同生活的事實,適用於異性戀「內緣」關係的法律保護也能適用在同志伴侶上。隨後,這起案件上訴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在今年 3月確定同志伴侶相當於「內緣」關係,出軌的一方必須要賠償戴綠帽的另一半。

使用稅金的話,就需要先有社會共識

本月 4號,前述的同志伴侶遺族給付金訴訟一審出爐,原本在今年 3月判決結果出爐後對這起訴訟懷抱希望的同志族群們再度感到失望。

名古屋地方法院的角谷昌毅法官表示,遺族給付金的錢是來自稅金,稅金的使用方式應該要有社會共識,雖然現在社會上對於同志的伴侶關係越來越認識與了解,社會上也一直在推動應該要消除對同志族群的歧視,但社會上對於該如何看待同志的婚姻關係還沒有共識,所以現在就要將同志伴侶共同生活的關係視為「內緣(事實婚)」關係為時過早,「沒有辦法說這已經是社會共識」,因而駁回內山靖英的申請。

以多數決的社會共識,侵害少數權益

由於這次的訴訟結果,是今年 3月東京高等法院認定同志伴侶相當於「內緣」關係後首次司法判斷,再加上這次的論點是在於同志伴侶能不能申請遺族給付金,這次的判決結果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往後同志伴侶能不能以「伴侶」的身分申請遺族年金或勞災保險,而備受矚目。

「以社會上多數人的認識(社會共識)為理由,肯定侵害人權的做法,這已經放棄司法權的權責了。」代表原告的律師堀江哲史表示,不論是經濟上或精神上,失去伴侶的痛苦不會因性傾向而異,這次的判決結果無視制度上對同志族群的歧視,不排除將上訴。

明顯就是歧視,同志族群現在就需要法律保障

在這次訴訟中,有提供名古屋地方法院意見書的早稻田大學棚村政行教授教授指出,遺族給付金是從救濟被害者的角度成立的,重點在於共同生活的事實,而非制度設計上(是不是提供給異性戀夫妻)的問題。

至於熟知犯罪被害人支援制度的常磐大學前校長諸沢英道則說到,國際上普遍認為國家有責任和義務要幫助犯罪被害者回到原本的生活,但這次法院以「財源是稅金」為理由,要求要先有社會共識才會提供協助,似乎有哪邊不太對勁。

致力於推廣同志運動的松岡宗嗣表示,犯罪被害者給付金就算是沒有到戶政機關登記結婚的異性戀伴侶都可以申請了,這次愛知縣公安委員會不給同志伴侶申請,就是一種歧視。松岡宗嗣接著說,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哪一天伴侶被殺,光是要接受伴侶被殺的事實一定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平復,更不用說這次法院判決結果就像國家和同志伴侶們說:「你們不是家人」。松岡宗嗣不忘呼籲,不要再只是嘴巴上說說:「如果哪一天同婚通過了就太好了」,日本現在就有同志伴侶因為沒有受到法律保障的關係而感到痛苦。


參考資料

  1. 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裁定の申請
  2. 犯罪遺族給付金求めた同性パートナーの請求棄却 名古屋地裁
  3. 同性パートナーへの支給認めず 遺族給付金訴訟で名古屋地裁
  4. 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裁定の申請
  5. もし自分のパートナーが殺されてしまったら

「#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衝上日本推特熱門話題,背後到底出了什麼事?

5月9日晚間到 5月10日,hashtag「#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擠上日本推特流行趨勢,到 10號晚間已有超過 470萬筆推文響應,就連平常不會發政治文的不少演藝圈藝人或各界名人都紛紛以「#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發文響應,實屬罕見。

但在了解為什麼大家會在這個時間點發文響應之前,必須要先知道日本公務員「定年退職(退休)」和現在的東京高檢檢事長黑川弘務。

編註:這次的修法並不是單獨修改《檢察廳法》,而是數個和國家公務員有關的法案以《国家公務員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的名義包裝起來,一併審理。但本文僅討論《檢察廳法》的內容,日本推特上的hashtag也是使用「#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一詞,為了方便閱讀,全文皆以《檢察廳法》稱之。

年金面臨破產,上調公務員退休年限

由於日本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面臨年金破產問題,所以逐漸調高年金給付年齡。為了要讓退休年齡和年金給付年齡可以無縫接軌,所以在 2013年施行的《改正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要求,民間企業應積極續聘「高年級實習生」,或延後定年退休年齡。以日本年金預計在 2025年調整到 65歲以上才發年金作為前提,希望大家可以將退休年齡跟著往後延到 65歲。於是乎,日本政府決定要以身作則,先將公務員的退休年齡階段性地上調到 65歲,希望可以帶動民間業者跟進。

在公務員體系當中,檢察廳就是其中一個要跟著調整退休年齡的機構。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檢察官退休年齡是63歲

事實上,日本的檢察官雖然屬於國家公務員,但檢察官體系適用的是特別法的《檢察廳法(検察庁法)》,而非普通法的《國家公務員法(国家公務員法)》,也就是所謂的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日本《檢察廳法》第 22條規定,檢事總長退休年齡為 65歲,檢事總長以外的檢察官(含檢事長)則在 63歲退休。

検察庁法
第二十二条 検事総長は、年齢が六十五年に達した時に、その他の検察官は年齢が六十三年に達した時に退官する。

兩次修正案內容差很大

去年秋天,日本國會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想將第 22條修改為:

  1. 檢察官的退休年齡上調到 65歲
  2. 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在年滿 63歲之後,隔天隨即降為檢事,直到 65歲退休。

簡單來說,就是升到管理職的檢事,到年滿 63歲後就要從管理職退下,保障晚輩可以繼續升遷權利,稱之為「役職定年制」。然而,今年春天再度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內容,在第 22條又多了幾項附加條款:

  1. 檢察官的退休年齡上調到 65歲
  2. 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在年滿 63歲之後,隔天隨即降為檢事,直到 65歲退休。
  3. 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可以視情況需要,讓已屆 63歲的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延長職務 1年。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延長職務 1年後,如果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覺得還是有需要,可以再讓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延長職務 1年,直到 65歲退休。

也就是說,只要在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覺得有需要,就可以延長次長檢事及檢事長的管理職,直到他們 65歲退休。這就是hashtag「#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反對這次《檢察廳法》修正案的重點。

還沒修法,內閣就能干預檢察廳人事案?

總的來說,雖然檢察廳屬於行政部門的組織,檢察官也是國家公務員,但由於檢察官握有追訴政商要角刑事責任的權限,在搜查上需要高度獨立性,不應讓政權介入。目前日本國會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讓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有權干預檢察廳管理職的人事(延長特定管理職在職務上的工作年限),就有破壞檢察廳政治獨立性的可能。

與此同時,在《檢察廳法》修法內容還在討論的期間,就出現了極端異常的檢察廳決定人事案。

今年 1月,安倍晉三決定延長東京高檢檢事長黑川弘務的退休年限。黑川弘務原本應該在今年 2月年滿 63歲時退休,但安倍晉三以東京高檢手上還有很多弊案要處理,援引《國家公務員法》延長黑川弘務的職位半年。

承前,《國家公務員法》屬於普通法,《檢察廳法》是特別法,以東京高檢檢事長黑川弘務的情況應該是適用《檢察廳法》而非《國家公務員法》。再者,1981年《國家公務員法》修法時,當時的人事院事務總局任用局長斧誠之助就曾明言:「檢察官不適用《國家公務員法》。」面對在野黨的質疑,安倍晉三表示自己知道 1981年人事院事務總局任用局長曾說過這樣的話,但他要更改法律解釋,讓檢事官也能適用《國家公務員法》。

總之,黑川弘務就在安倍晉三的閣議決定下,可以多當半年東京高檢檢事長,而且就這麼剛好,只要多這半年,就可以讓黑川弘務繼續升官發大財。

一切都是為了替黑川弘務鋪路?

黑川弘務生於 1957年2月8日(今年滿 63歲),在安倍晉三的閣議決定下,他可以延長東京高檢檢事長的任期到今年8月7日。好巧不巧,檢事長再往上就是檢事總長,日本的檢事總長有一任平均只當 2年的慣例,現任的檢事總長稻田伸夫是在 2018年7月25日就任的,所以應該會在今年 7月底左右主動請辭(*)。只要稻田伸夫晚個幾天請辭,拖到 8月7日再請辭的話,就可以讓黑川弘務無縫接軌地從東京高檢檢事長升上檢事總長。另一方面,由於黑川弘務這次是靠《國家公務員法》延長任期的,根據《國家公務員法》的條文內容,以這種方式延長任期最長可以延長 3年,究竟今年 7月底 8月初又會出現什麼情況,仍有待觀察。

*稻田伸夫出生於 1956年8月14日,假如說他沒有按照慣例主動請辭的話,他最長可以當到 2021年8月13日定年退休。

這次日本國會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縱使真的在這個會期通過,也要等到 2022年4月1日才會上路。也就是說,就算《檢察廳法》修正案真的通過了,也不適用於黑川弘務延長東京高檢檢事長任期一事,目前硬是要修改《檢察廳法》條文內容,比較像是因為安倍晉三替黑川弘務開了先例,所以需要事後補上一條「法源依據」,方便未來的內閣也能比照辦理。

趁火打劫引爆人民不滿

但上述這些內容,都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個hashtag會突然在 9號晚上衝上日本推特潮流趨勢。真正會讓「#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成為話題,其實是民眾突然在疫情期間看見政府真面目,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該做,卻急著偷渡法案,根本就是趁火打劫的小偷。

《檢察廳法》修正案在 5月8日送進眾議院內閣委員會審議,在野黨要求法務大臣森雅子必須列席遭到拒絕後,在野黨拒絕審理議案,最後在只有只有執政聯盟的自民黨、公明黨,和自民黨側翼的日本維新之會 3黨出席的狀況下,強行審理議案,《檢察廳法》修正案最快有可能在 13號就能通過修法。

《朝日新聞》聯繫到一名在 8號晚上率先使用「#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個hashtag的網友,當事人是一名 35歲的OL,並強調自己並不是特別反對現在的政府,只是覺得現在大家都因為COVID-19受苦,政府居然趁這個時候要強行通過《檢察廳法》修正案,讓她看不下去,所以選了「#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這樣一個語氣相對溫和(編註:「#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這個hashtag使用的是丁寧體,在日文裡面是語氣相對溫和的句型,不同於平常民眾上街抗議時採用的句型),可以開啟討論的句子當作hashtag。

據傳,這就是第一個使用「#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個hashtag的推文。

熟悉網路社群的媒體人津田大介表示,沒有想到「#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一個hashtag居然能在深夜時段衝上熱門話題,他認為這是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特別在意政府的一舉一動,但沒想到政府在COVID-19對策上慢半拍,面對這個相對於疫情「不重要、不緊急」的修法卻超有效率,才會讓這個hashtag爆紅。

曾任東京地檢特搜部檢事的鄉原信郎律師也說,政府在COVID-19疫情下想要偷渡法案通過,這會嚴重動搖民主主義和法治國家的根本,才會讓不少名人都站出來「#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鄉原信郎指出,檢察廳獨佔日本司法當中的公訴權,一旦政權可以影響檢察廳的人事議案,就會動搖三權分立的根本,光是安倍晉三靠著改變法律解釋意圖讓自己的親信有機會當上檢事總長的意圖就有問題了,更不用提是要將這個特例修法成常態。鄉原信郎更批評,檢察廳法和法務省很有關係,《檢察廳法》怎麼能在沒有法務大臣出席的情況下審議。

演藝圈響應發文,引發粉絲反感

在這波「#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發文熱潮當中,最特別的一點就是有不少演藝圈的人也站出來響應,這在過去幾乎是難以見到的光景。像是演員井浦新小泉今日子城田優高田延彦綾小路翔、歌手卡莉怪妞(きゃりーぱみゅぱみゅ)、樂團生物股長的水野良樹、演員秋元才加、搞笑藝人大久保佳代子等人都在其中,發文內容不外乎「平常雖然不太談政治,但這次真的不能再沈默下去」、「現在大家都因為疫情而苦」、「不管你支持哪一個政黨、支持哪些政策,這都是過去的問題,現在是日本國家根本的民主主義動搖了」,強調這次情況特殊,才讓他們不得不站出來表達意見。

樂團生物股長的水野良樹就強調,不管大家是支持哪一個政黨、還是支持哪些政策,這都是過去的問題,現在是日本國家根本的民主主義動搖了。

但平常不會談政治的藝人,突然發了政治文,也有不少粉絲因此反感。例如,卡莉怪妞 10號早上發了一張推特上廣傳的「#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人物關係圖後,遭到不少負評,更有人嗆「妳只是個歌手所以不懂⋯⋯(中略)⋯⋯妳還是去唱好妳的歌吧」,讓卡莉怪妞事後刪文。但卡莉怪妞在刪文後,又在 11號發文聲明自己當初發文是因為熟悉政治的朋友和她提到《檢察廳法》修正案,她覺得在COVID-19疫情下人民大家都過得很苦,但政府卻急著要修《檢察廳法》,「自己的未來要自己來守護」,而發了文。但發了文之後引起粉絲們的反彈,原本可以讓大家討論的話是件好事,但卡莉怪妞不想要看到粉絲們為了這件事吵架就刪了文,刪文之後又有人說她在逃避,所以才又發了這次的聲明。

卡莉怪妞今天早上發表了「道歉」文,說明自己當初為什麼會跟風發文後又將貼文刪除。

參考資料

  1. いったい検察庁法改正案の何に抗議しているのか
  2. 「どさくさ」審議、反発拡散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 2日でツイート470万件
  3. 「どこまで国民をばかにする」検察官定年延長法案に抗議ツイート250万超
  4. ねじれの発端は「えこひいき」 検察官の定年延長、いま急いで決める必要はある?
  5. 元特捜敏腕検事が読み解く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大反響の理由
  6. きゃりーぱみゅぱみゅ「#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を投稿→削除 Twitterで語ったその理由

一天只能打一小時電動,香川縣通過《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成日本全國首例

限制遊戲時間成全國首例

本月 18號,日本香川縣議會通過《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ネット・ゲーム依存症対策条例)》,該條例將從下個月 1號起(2020.4.1)正式上路。《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規定,香川縣內的學校或家長,有義務要讓縣內未滿 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1. 平日每天最多只能玩 60分鐘的電動,假日則至多 90分鐘。
  2. 如果要玩電動或使用智慧型手機等裝置,中、小學生最晚只能玩到晚上 9點,高中生則為晚上 10點前。

如果家長或校方沒有達成上述目標,並無相關罰則。

香川縣之所以會提出這項行政條例的背景是,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在 2018年6月將「網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列為精神疾病的一種,促使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開始討論起應對措施。香川縣正是在日本這一波潮流中第一個制定行政條例,約束兒童及青少年休閒娛樂時間的地方政府,因而備受矚目。

關於網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的討論,衛生福利部新聞稿中寫到:


WHO定義的網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症狀為,無法控制地打電玩、生活中越來越以電玩為優先,而忽略其他日常活動,即使知道有負面影響仍持續增加打電玩時間,以至嚴重影響個人日常生活正常運作(造成失能),包含健康、家庭、學校、工作等層面,並且上述症狀有持續至少 12個月才能確診。


並在文中引述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林煜軒助研究員級主治醫師的見解,強調:「醫界與學界對網路遊戲成癮有嚴謹的判斷標準,核心基準是『失控造成生活失能』,而非一般認為的『花太多時間在遊戲上』。意即,個人因為對於上網打遊戲不可自拔(失控),讓他的日常活動優先順序產生變化,總以打電玩為優先,造成日常生活失能,且明知道有負面影響,還是無法控制的這麼做,這樣一連串失控的狀態。」

雖然研究發現台灣有 3.1%的青少年有網路遊戲成癮,但「從醫界案例來看,問題常常不在沉迷網路遊戲本身,而是因為來自現實生活層面的問題,導致青少年逃避到網路遊戲的世界」,因此「林煜軒醫師建議,政府與社會大眾可以積極鼓勵、健康促進的方式來引導,而非以治療精神疾病的方式來看待此一社會現象」。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則在官方聲明中指出,不少學者認為WHO在第 11版世界疾病分類(ICD-11)關於網路遊戲成癮的診斷標準缺乏其他成癮疾病的兩個核心症狀:耐受症狀(例如:打電動的頻率與刺激強度越來越高)與戒斷症狀(例如:突然不玩會出現焦慮等不適症狀),認為WHO將網路遊戲成癮公告為疾病太過冒進,需要更嚴謹的流行病調查。

下一頁:《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從提案到通過都爭議不斷

在YAMAHA音樂教室學鋼琴要交版權費?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惹議

Photo by Jordan Whitfield on Unsplash

2017年2月,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公布,如YAMAHA音樂教室等才藝補習班,在課堂上使用有著作權保護的歌曲進行教學時,需要支付樂曲使用費。JASRAC表示,如果是以年費計算的話,各個音樂教室須支付JASRAC每年學費收入的 2.5%作為樂曲的使用費。按照JASRAC表列的 773間才藝補習班機構(共 6,856間音樂教室),粗估JASRAC每年靠著才藝補習班的 2.5%學費收入,可以進帳 3億5,000萬- 10億日圓。

對此,以YAHAMA音樂教室為首的才藝補習班在同年 6月組成「守護音樂教育之會(音楽教育を守る会)」,向JASRAC提告,認為JASRAC不應該向音樂教室徵收版權費。

近日(2020.2.28)這起判決結果出爐,東京地方法院認定JASRAC的論點有理,JASRAC可以向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駁回了以YAHAMA音樂教室為首的「守護音樂教育之會」的訴求。

JASRAC是誰?

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接受作詞・作曲家的委託,負責向【錄製CD】、在演唱會上【演奏】樂曲、在媒體或網路上【公播】音樂時的使用者代收樂曲使用費,JASRAC再將這些收到的版權費分給作曲家、作詞家等擁有該首樂曲著作權的人。目前JASRAC管理的歌曲約有 420萬首歌。

根據日本《著作權法》的規定,像是音樂教室這樣是在音樂教室裡【演奏】有版權的歌曲時,必須要是「演奏的目的是要彈給公眾聽」,作曲家就能夠主張自己擁有該首歌曲的著作權,要求演奏者付版權費。

根據JASRAC 2018年度的決算案,JASRAC靠著【演奏】收取到的版權費佔整體收入的 2成,是繼【公播】的版權收入金額最高的。對於作詞・作曲家來說,在唱片市場景氣低迷的現在,【演奏】逐漸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唱片市場低迷,JASRAC只好積極開源

回顧JASRAC近年來的「開源」方式,從 1970年代起向社交舞教室徵收音樂使用費、1980年代向小酒館的卡拉OK收樂曲使用費,這 10年來更擴展到健身房、遊戲中心、歌謠教室等都是JASRAC徵收版權費的對象,這些都是以娛樂為目的向機構收取樂曲使用費。然而,這一次JASRAC向YAMAHA音樂教室等才藝補習班收取樂曲使用費,會如此受到外界關注,正是因為音樂教室使用這些樂曲是為了教學,而非為了娛樂用途。

不過,還是能從過去和JASRAC徵收樂曲使用費有關的訴訟案件,推敲出一點端倪。

卡拉OK法理:由提供服務的業者付版權費

1988年「クラブキャッツアイ」訴訟案,是一間小酒館卡拉OK店家拒付樂曲使用費。當時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卡拉OK店家只是提供客人場所,而不是以【演奏】樂曲為主,但卡拉OK店家確實是靠著顧客自己點歌、演唱來獲利,所以這已經是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店家理應支付樂曲版權費。

由於這起判決確認了需要支付版權費的不是到卡拉OK唱歌的顧客,而是卡拉OK業者,像這樣並非由「使用者付費」,而是提供這項服務的業者支付版權費的侵權責任歸屬,特稱為「卡拉OK法理(カラオケ法理)」。

一個人也算「公眾」

日本《著作權法》第 22條規定,唯有著作權所有者擁有將其著作直接讓【公眾】看或聽的權利。

著作権法22条(演奏権):
「著作者は、その著作物を、公衆に直接見せ又は聞かせ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以下『公に』という)上演し、又は演奏する権利を専有する」

2004年的「社交舞教室事件」和 2008年的「Big Echo事件」的判決結果,都確立了即使聽眾只有一個人,這些業者都算對【公眾】播放音樂,也就適用《著作權法》的保護。

名古屋高等法院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報名社交舞教室,所以當社交舞教室在課堂上播音樂來練舞時,就是對【公眾】播音樂,哪怕今天只有 1人來上舞蹈課,JASRAC都可以和社交舞教室收樂曲使用費。

至於東京地方法院在 2008年的「Big Echo事件」中也認定,任何人都可以去卡拉OK店租一個包廂使用卡拉OK的設備【重播】樂曲、【播放MV】,即使是一個人去大型連鎖的卡拉OK店包廂熱唱,只要有這些設備就可以辦到這些包括在樂曲版權的行為。所以卡拉OK店本身的設計就是要讓「不特定多數」的【公眾】聆聽樂曲,所以JASRAC有權向大型連鎖卡拉OK店收取樂曲使用費。

事實上根據日本文化廳網站上的說明,《著作權法》上提到的【公眾】是指「不特定的人」或「特定多數的人」,不管對象只有 1人或一小群人,又或是無法選定只讓特定的人聽/看,都屬於【公眾】的範疇。

在音樂教室練琴是為了彈給別人聽嗎?

回到這次以YAMAHA音樂教室為首的「守護音樂教育之會」訴訟案,這次的爭點在於:

  1. 音樂教室的學生是否屬於「不特定多數」的【公眾】?
  2. 在音樂教室裡彈奏樂曲來教學,是以【被聽】為目的嗎?

從過去的判決就可以知道,音樂教室的情況適用「卡拉OK法理」,也就是說需要付樂曲使用費給JASRAC的人,是音樂教室這個業者,而不是課堂上進行教學的老師或來上課的學生。再者,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音樂教室,也就是說音樂教室的學生屬於「不特定多數」,也就屬於《著作權法》上提到的【公眾】。

至於第二點,提告的「守護音樂教育之會」認為,音樂教室裡的教學並不是以【被聽】為目的,如果是以【被聽】為目的的話,演奏時就必須要「讓聽的人深受感動」。對此,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演奏的人是否以「感動人心」為目的進行演奏,這種判斷方式太過主觀與抽象,所以無法採信;但是,音樂教室裡的教學方式確實是在「教師彈給學生聽」、「學生彈給老師聽」不斷反覆地過程中傳授演奏技術,所以這確實是以【被聽】為目的而演奏。

綜合上述,東京地方法院的佐藤達文法官認為,JASRAC向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符合《著作權法》的要旨,駁回了「守護音樂教育之會」的提告。

JASRAC沒有向個人音樂家教追討版權費

JASRAC雖然從前年(2018)4月起,開始向日本各地的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但因為有不少音樂教室想要等司法判決結果出爐才要交版權費,目前JASRAC只有收到 10間音樂才藝班機構(共 12間音樂教室)繳交的版權費,只有佔JASRAC原訂目標的 1%。

事實上,個人音樂教室並不在JASRAC徵收樂曲使用費的範疇,但像這次有加入「守護音樂教育之會」向JASRAC提告的小林洋子,就因為在東京都內有 4間「小林音樂教室」,約有 50名老師提供近 600名學生一對一的教學,而被JASRAC視為必須要繳納樂曲使用費的個人音樂教室。

到底該不該收版權費,作詞/曲家評價兩極

面對這次的判決結果,作詞・作曲家們的看法也很兩極。

作曲家大森俊之認為,並不是所有作曲家都能靠作曲獲得足夠的收入,這次的判決結果讓作曲家能夠獲得等價的收入,是尊重音樂的判決結果。

曾替桃色幸運草Z等團體提供樂曲的音樂製作人エンドウ.認為,以營利為目的的音樂教室必須要和學校區隔開來,音樂教室與其說是「教育」,更是以商業為目的的企業,如果能提供一點點樂曲使用費用給作曲家,對於作曲家來說會很感謝。但エンドウ.也提到,他不希望這個費用最後會轉嫁到學生的學費身上,希望各個才藝補習班和JASRAC可以一起努力,找出折衷方案。

至於JASRAC會員,曾創作過新世紀福音戰士主題曲《残酷な天使のテーゼ》、偶像女團Wink《淋しい熱帯魚》歌詞的作詞家及川眠子則表示,她認同應該要徵收樂曲使用費,但像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就太超過了。「為了要教演奏方式,老師不彈奏的話就沒有辦法教。如果從這裡拿錢的話,就無法推廣音樂文化」,及川眠子如此說。


參考資料

  1. 音楽教室に訴えられたJASRAC、その後改正された著作権法の影響は?
  2. 「生徒は不特定多数の『公衆』」音楽教室の曲使用料徴収、JASRAC主張認める 東京地裁判決
  3. 音楽教室に勝訴したJASRAC、地裁判決は「一般常識に合致」「丁寧に説明したい」
  4. 著作権法における「一人でも公衆」理論を説明する
  5. 「音楽教室の楽曲も著作権の使用料必要」教室側敗訴 東京地裁
  6. 音楽教室での著作権料めぐる裁判 あす判決 東京地裁

承認被害者沒有同意性交,卻判加害者無罪:為什麼日本的性侵案難從刑事訴訟獲得正義?

淺談日本 2017年《刑法》修正後「(準)強制性交罪」留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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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首次修改《刑法》性犯罪相關條文
・擴大性犯罪定義,但法律要件不變讓舉證很困難
・今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久留米判決與濱松判決:採信加害者證詞,認定加害者「不是故意的」
 。岡崎判決:長期遭狼父性虐待,卻因「可以抵抗」而判狼父無罪
 。靜岡判決:強制性交罪證不足,但其他事由獲判有罪現行的「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要件難度太高民間團體呼籲將「強制性交罪」改為「不同意性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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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來首次修改《刑法》性犯罪相關條文

2017年7月,日本在《刑法》上路後 110年首次修改性犯罪相關條文,修正內容重點條列如下:

  1. 將「強姦」改稱「強制性交」,「準強姦」亦改為「準強制性交」。
  2. 修法後的「強制性交罪」從告訴乃論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罪,刑責從 3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調到 5年以上。
  3. 新增「監護者猥褻罪」(新版《刑法》第 179條第 1項)與「監護者性交等罪」(新版《刑法》第 179條第 2項)。法定監護人如果對未滿 18歲的未成年子女做出猥褻或性交行為,不論過程中是否有使用暴力或恐嚇未成年子女,都適用「強制猥褻罪」或「強制性交等罪」的罰則。
  4. 過去的「強盜強姦罪」定義上必須要「在『強姦受害女性』的『同時』強取財物」。所以如果是在強姦後才強盜,就無法使用「強盜強姦罪」,「強姦罪」(3年以上有期徒刑)和「強盜罪」(5年以上有期徒刑)合併罪只須罰 5年以上、30年以下有期徒刑。2017年《刑法》修法過後,無論「強姦」和「強盜」的先後順序為和,只要能在同一個機會下發生,就能成立「強盜行為與強制性交等罪」,可判處無期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
  5. 原本的「強姦致死傷罪・準強姦致死傷罪」改為「強制性交等致死傷罪」後,法定刑期從無期徒刑或 5年以上有期徒刑,上修為無期或 6年以上有期徒刑。伴隨刑罰上修,廢除原本刑期比「強姦罪」和「強姦致死罪」還要重的「集團強姦罪」與「集團強姦致死傷罪」。

擴大性犯罪定義,但法律要件不變讓舉證很困難

總的來說,2017年的《刑法》修正最大的特徵,就是將「強姦」改成「強制性交」。這是因為原本《刑法》第 177條將「強姦罪」定義為「姦淫女性」,受害者只限女性,而且處罰的行為只有「插入女性性器」這一種「性交」而已。所以將「強姦」改成「強制性交等罪」,除了擴大受害者範圍,不再將受害者限定於女性,處罰對象的行為也從「插入女性性器」這一種「性交」,擴大到涵蓋肛交與口交。

然而,2017年的《刑法》修正後,「強制性交罪」還是留下了「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人」的法律要件。換言之,被害者必須要舉證自己受到來自加害者的暴力或恐嚇,或在當時情境下無法抵抗加害人,「強制性交罪」才有可能成立。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準強制性交罪」上:「準強制性交罪」指的是當受害者在「心神喪失、無法抵抗」加害者(例如:受害者當時醉到不省人事)的狀態下遇害,就可以告加害者「準強制性交罪」。然而,日本《刑法》並沒有明確定義何謂「被害人心神喪失、無法抵抗」,使用「準強制性交罪」吿加害者時,法庭上的論點會圍繞在「加害者當下是否能判斷」被害人當下是否處在「心神喪失、無法抵抗」的狀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Black Box》一書作者伊藤詩織就是以「準強制性交罪」吿前TBS記者山口敬之,但最後東京地檢署以罪證不足為由,不起訴山口敬之。

值得慶幸的是,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其實留了一條路:在《刑法》修正案上路後 3年(意即 2020年)必須要重新檢視這次的《刑法》修法內容,是否有其他需要調整的地方。眼見 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預留了 2020年有機會再修法這條路,再加上近年來連續出現數起「對大眾認知的常理來說已經構成性侵案的案件,法院都判無罪」的消息,讓不少民間團體發起連署呼籲應盡快再度修改《刑法》中和性侵相關的條文。


今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今年(2019)3月,日本地方法院就 4起性侵案件連續做出加害者無罪判決,引發社會譁然。這 4起社會案件按照判決先後順序分別是:3月12日福岡地方法院久留米支部的「久留米判決」、3月19日靜岡地方法院濱松支部的「濱松判決」、3月26日名古屋地方法院岡崎支部的「岡崎判決」,與 3月28日靜岡地方法院的「靜岡判決」。

以下將就這 4起性侵案件的論點,分析現行日本《刑法》在審理性侵案(涵蓋「強制性交等罪」與「準強制性交罪」)時會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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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久留米判決與濱松判決:採信加害者證詞,認定加害者「不是故意的」
 。岡崎判決:長期遭狼父性虐待,卻因「可以抵抗」而判狼父無罪
 。靜岡判決:強制性交罪證不足,但其他事由獲判有罪現行的「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要件難度太高民間團體呼籲將「強制性交罪」改為「不同意性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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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跨性別職員去別層樓上廁所,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該國賠

Photo by Franck V. on Unsplash

12號,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不許一名 50多歲跨性別女性的經濟產業省職員使用女廁是歧視,要求日本中央政府賠償這名職員 132萬日圓。

可以上女廁,但要跑兩層樓

當事人出生時的性別是生理男性,從大學畢業後便以生理男性身份進到經濟產業省工作。1998年,當事人取得「性別認同障礙(GID,日文『性同一性障礙』。現應改稱為『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對應的日文為『性別違和』)」的診斷證明書,接受荷爾蒙治療。和上級討論之後,經濟產業省同意讓當事人從 2010年7月起以「女性職員」的身份工作。

然而,經濟產業省雖然同意讓當事人使用女職員休息室、女更衣室與接受乳癌健診,但如果當事人想要使用女廁,當事人必須要使用距離在自己辦公室 2層樓以上的女廁才行。經濟產業省的說法是,如果讓當事人使用和自己部門同一層樓的女廁,有可能會和其他的女性職員發生衝突,所以要求當事人使用距離自己辦公室 2層樓以上遠的女廁是「合理的判斷」。

不改戶籍性別就不能升遷?

另一方面,當事人因為健康因素,所以只有接受荷爾蒙治療而沒有進行手術。日本法律上規定,如果跨性別想要變更戶籍上的性別,必須要完成全套的跨性別手術才行。所以當事人在戶籍上仍舊是「男性」。

通常,經濟產業省每 2–3年就會進行人事異動,但在經濟產業省工作的當事人已經有 10年以上沒有接到人事異動的指令。2011年6月,當事人的上司向當事人明確講出「沒有接受跨性別手術、變更性別的話,就沒有辦法人事異動」,上司還在對話中說了「(你)一直沒有去動手術,所以是已經變回男生了嗎」這種話。

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事人決定要控告經濟產業省不讓她使用女廁和上述種種不當言行與歧視,要求政府改善待遇並求償 1,650多萬日圓。

只是想上女廁,為什麼這麼難?

在法院上,原告(當事人及其辯護律師)除了主張當事人的上司說了「沒有接受跨性別手術、變更性別的話,就沒有辦法人事異動」已經構成歧視之外,當時上司還威脅當事人「如果沒有變更戶籍上的性別欄,人事異動後就會通知新的部局(當事人)戶籍上的性別是男性,不這麼做就不能使用女廁」。當事人在法庭上表示,她在民間企業工作的跨性別朋友和職場表示想使用女廁時都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她明明是和經濟產業省提出同樣的要求(想要使用女廁),但經濟產業省卻完全無視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她完全無法認同。

當事人說:「我只是想要和作為女性生活的人受到平等地對待。我沒有要求說要花時間或金錢設計一個新的制度或設施,我覺得如果(經濟產業省)想要改變的話(指讓當事人使用女廁)這馬上就能做到。」

對此,經濟產業省在法院上維持一貫的主張,表示人事異動都是基於綜合考核,至於威脅要向人事異動後的新部局公開當事人的跨性別身份,都是為了要防止發生糾紛,所以必須要事先取得新部局的女性職員的諒解,才會說出如果當事人沒有變更戶籍上的性別,就會「幫出櫃」。

政府應注意而未注意,該國賠

本次訴訟案的法官江原健志在判決時指出,由於當事人的身份認同就是女性,民間企業也有複數案例讓沒有完成全套手術並變更戶籍性別的跨性別者使用符合自己性別認同的廁所,國外政府也有不少類似的案例。再者,現在社會對於LGBTQ+的同志族群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性別和身為人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讓每個人都能以自己認同的性別在社會上生活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應受到《國家賠償法》的保護。

法官接著說道,日本政府如果只是沒有根據憑空推測讓當事人上女廁就一定會發生糾紛,威脅要幫當事人出櫃,就已經構成濫用行政裁量權,而且當事人的上司還說出「一直沒有去動手術,所以是已經變回男生了嗎」這種話,就是在否定當事人個人的性別認同。上述例證都指出政府已經疏於應注意而未注意的義務,這都已經符合《國家賠償法》的要件,國家應該要賠償當事人。

讓跨性別族群獲得勇氣的重要判決

當事人的辯護律師山下敏雅表示,這次的判決結果帶給當事人或是日本全國為此受苦的跨性別同志不少勇氣,表示法院尊重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山下敏雅也不忘提到經濟產業省的顧問律師團曾向經濟產業省提出「如果造成其他職員的不愉快,(經濟產業省)作為組織無法處理時,當事人就必須要忍耐,特別是保護女性職員很重要」的建議,正意味著經濟產業省的顧問律師團對於跨性別族群理解不足,希望今後律師界們應該重視跨性別人權問題。

專門替企業提供同志友善政策建議的NPO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Nijiiro Diversity)的代表村木真紀表示,這次的判決結果應該可以促使更多企業跟上腳步,打造對同志友善的職場環境。

至於本次判決的原告方證人大阪府立大學東優子教授則表示,在長時間工作的職場上必定會不斷地使用到廁所,這一次的判決代表職場必須讓當事人使用符合個人性別認同的廁所,而且如果因為當事人的性別認同而影響到員工升遷,這已經侵害到當事人的人權。「現在雖然說是LGBT熱潮,但希望這不要只是一時性的熱潮,而要讓社會能持續改變」,東優子如此說道。


參考資料

  1. “心は女性” 女性トイレの使用認めない国に賠償命令 東京地裁
  2. 女性トイレ制限は違法 性同一性障害の経産省職員が勝訴
  3. 性同一性障害職員、利用トイレ制限は違法 東京地裁
  4. 「女子トイレ制限」は違法、勝訴した性同一性障害の職員「アクション起こさないと変わらない」
  5. 性同一性障害の経産省職員にトイレ使用制限、国に賠償命令 東京地裁

離婚後拿不到扶養費?兵庫縣明石市幫你出,還代你去找前夫/妻討債

Photo by Steven Van Loy on Unsplash

在日本,夫婦離婚後孩子的親權只會判給其中一方,意即所謂的「單獨親權」(目前日本法務省有在考慮是否要將「單獨親權」改為「共同親權」,但一切都還在討論當中)。所以當夫妻雙方協議離婚後,如果有婚生子女,就必須決定離婚後孩子的親權歸誰、另一方多久可以來看孩子一次、必須要支付多少扶養費等。

就現狀而言,法官多半會以「年幼的孩子需要母親照顧」為由,將孩子的親權判給女方。也因為日本這套「單獨親權」制度,進一步惡化單親家庭貧困問題——夫妻離婚後,失去孩子親權的一方因為「孩子已經不是我的了」而不願負擔孩子扶養費。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者 2016年的調查,真正有持續從前夫口袋中收到扶養費的母子單親家庭只有 24.3%,15.5%的母子單親家庭表示曾經收到扶養費但現在沒有,更有高達 56.0%的母子單親家庭表示不曾收到來自前夫的扶養費。至於將親權判給男方的父子單親家庭,則高達 86%都沒有收到來自前妻的扶養費。

資料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8年度全国ひとり親世帯等調査結果報告」

拿不到扶養費,地方政府來幫忙

為了要解決夫妻離婚後,失去孩子的一方不願負擔孩子的扶養費,兵庫縣明石市、大阪市滋賀縣湖南市相繼推出:如果夫妻離婚時有憑證或調解成立後的書面文件上,有明確記載扶養費金額的話,在雙方離婚後第 1年,失去親權的那一方A沒有支付扶養費,和市政府簽約的保險公司イントラスト就會提供最高每月 5萬日圓的費用給擁有孩子親權的B,接著和A追討積欠B的扶養費。

截至今年 6月底,兵庫縣明石市已有 8組單親家庭利用這項服務,當中有 3組實際收到來自保險公司イントラスト代墊的扶養費,有 1組更成功由保險公司イントラスト向前夫追回積欠的扶養費。

不滿保險公司事前審查,明石市政府自己做

兵庫縣明石市作為第一個和保險公司合作,讓拿不到前夫/妻扶養費的單親家庭可以先拿到每月最高 5萬日圓扶養費的地方政府,明石市的行動並沒有就此打住。

18號,明石市宣布未來如果有有效法律文件明記離婚後孩子的扶養費,但失去親權的一方A沒有付B扶養費的話,明石市就會直接先給B每月最高 5萬日圓的費用,再向A追討扶養費;如果是夫妻離婚時沒有和扶養費有關的有效法律文件,明石市會先給B每月最高 3萬日圓的費用,再向A追討扶養費。

這項新制和原本的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少了保險公司這個中間角色,而是全都交由明石市政府自己做。明石市長泉房穂表示,過去和保險公司簽約時發現,保險公司需要事前審查個別案例,有案例沒有通過保險公司的事前審查,而無法從保險公司拿到代墊的扶養費,「為了要拯救所有的市民,有必要由市政府獨自擔任這個角色」。

此外,明石市政府針對這些耍賴拒付扶養費、經提醒後還是不願主動支付扶養費的一方,有計畫要公開這些人的姓名詔告示人,但這項作法還在研議當中,一旦條例方向確定後將會盡快送交議會審理。


扶養費計算公式加劇單親家庭貧困

另一方面,有鑒於日本現行的離婚訴訟扶養費計算方式,是以 2003年發表的基準為主,有不少聲浪認為現行的計算公式,是加劇單親家庭貧困問題的原因之一。

現行的扶養費計算方式是綜合夫妻收入、婚生子女人數及年齡孩子計算。舉例來說,前夫年收 450萬日圓,獲得 15歲孩子親權的妻子收入 100萬日圓,前夫每個月只需要付超過 4萬日圓、6萬日圓以下的扶養費。根據去年的司法統計,日本全國一整年約有 3萬1,000多件和扶養費有關的訴訟或調解,有 33%的扶養費落在每月 2-4萬日圓區間(約 1萬件),是比例最高的;扶養費落在每月 1–2萬日圓區間的佔 18%(約 5,500件),4–6萬日圓區間的佔 15%(約 4,700件)。

根據 2015年日本三年一度的調查發現,日本每年約有 20萬對夫妻離婚,超過半數(50.8%)的單親家庭面臨貧窮問題。日本律師協會(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在 2016年便批評,應該要將現行的基準上調 1.5倍才適當。目前日本最高法院的司法研修所已經計畫要修改現行基準以符合社會現況,詳細內容將於今年 12月23日公布。

參考資料

  1. 親が不払いの養育費 市が立て替えて回収へ 兵庫 明石
  2. 養育費不払いに「反則金」 明石市、悪質ケースで徴収へ
  3. 養育費の不払い 公的な関与議論する時だ
  4. 養育費途絶、行政が支え 保証会社と連携や証書費負担
  5. 養育費、12月に増額の方向 ひとり親世帯の貧困に対応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東電高層一審獲判無罪:完全解說日本首件核電廠事故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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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刑事訴訟,不是民事訴訟。東電高層在刑事訴訟獲判無罪,不代表他們就沒有民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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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號,東京地方法院就東京電力公司(以下簡稱「東電」)三名高層(前會長勝俣恒久、前副社長武黒一郎與前副社長武藤栄),是否因業務上的過失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死傷意外一事做出判決。一審判決結果,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當時的三名東電高層獲判無罪。

代表檢方的律師(指定弁護人)表示,會先確認過被害者的看法,再討論是否要繼續上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RIoiV4q94

加護病房裡無法獨自避難的患者們

時間回到 2011年3月11日那一天,福島第一核電廠在地震發生當下緊急停機,但隨即席捲而來的海嘯,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全電源喪失,最後演變成爐心熔毀(meltdown)與氫氣爆炸的事故。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因此發布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20公里區域的住戶避難指示。

關於 2011.3.11-15那幾天,福島第一核電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請參考舊文《是「事故」不是「核災」:回到2011/3/11那一天,福島第一核電廠到底出了什麼事?

當時,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約 4.5公里的双葉病院與老人安養院「ドーヴィル双葉」(皆位於福島縣大熊町)都在住戶避難指示範圍內。然而,長期住院的患者與老人安養院的住戶們無法靠著自己的力量逃離現場(特別是當時住在東病院加護病房的患者,平均年齡超過 80歲,必須要靠氧氣筒才得以維生),必須要等待外界救援。在等待救援的時間,醫院的電力、自來水、瓦斯管線通通都因為地震和海嘯的關係斷線,加護病房的設備與儀器無法維持運轉,造成留在醫院等待救援的鈴木市郎院長與 129名患者當中,有 44名患者接連發生營養失調、脫水,甚至有 4名患者因此而死。

十年前新設的「強制起訴制度」幫了一把

2012年6月,共有 1萬4,716名福島市民向檢方提告,認為日本政府與東電高層,必須要為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負起刑事責任。原因在於,當時三名東電高層(時任會長的勝俣恒久、副社長武黒一郎與副社長武藤栄)理應可以預想到 10公尺高的海嘯有可能襲擊福島第一核電廠,但東電並沒有做好防範措施,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政府發布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20公里的避難指示,才會讓當時住在双葉病院的患者因為死亡(注意,双葉醫院的患者死亡,不是因為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的輻射造成患者死亡。而是地震和海嘯造成醫院斷水斷電,加護病房的設備和儀器無法運轉,再加上外部救援來得太慢,才導致憾事發生。)。

起初,東京地檢署認為「如此巨大的海嘯連專家都無法預想得到」,兩度以理由不夠充分而決定不起訴日本政府或東電高層。然而,日本的司法制度改革在 2009年5月新增「強制起訴制度」,即使檢方決定不起訴嫌犯,只要由市民團體組成的「檢察審查會(検察審査会)」兩度議決「應起訴」(兩次議決皆須 11名市民審查員有 8人以上贊成,才得以通過),就會由法院指定的律師(指定弁護人)擔任檢察官的角色得以「強制起訴」嫌犯。

這次的訴訟案就是如此:在東京地檢署兩度決定不起訴日本政府與東電高層後,2014年與 2015年「檢察審查會」分別作出「應起訴」的議決,2016年2月由法院指定的律師(指定弁護人)代表檢方,以「業務上過失致死傷罪」的名義「強制起訴」當時的東電高層(會長的勝俣恒久、副社長武黒一郎與副社長武藤栄),求刑禁錮 5年。

民事上有過失,不代表東電高層就有刑事責任

本次訴訟從 2017年6月首次開庭以來,歷經 37次開庭,直到最近(2019/9/19)一審判決才出爐。由於本次訴訟是首次因核電廠事故向當時的管理高層追究刑事責任,所以受到莫大的關注。

在這起刑事訴訟之前,已有數起針對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向東電提起民事訴訟,紛紛判定東電有過失。以 2017年3月的前橋地方法院(位於群馬縣前橋市)的民事判決結果為例,法官認為供東電曾以最大 15.7公尺高的海嘯襲擊進行模擬,認定東電早在 2008年就預測到海嘯有可能發生,但東電在這段時間內卻沒有做出配套措施,而認定東電確實有過失。

這次的刑事訴訟和過去的民事訴訟最大的不同在於,刑事訴訟如果判決有罪,就有刑罰上的問題,所以在審理過程中必須要有更嚴謹。此外,這次的刑事訴訟是針對當時的三名東電高層是否有過失責任,而不是就整個東京電力公司進行審判,所以這三名東電高層是否能具體預測到海嘯發生,是本次刑事訴訟的爭點。


訴訟攻防戰:到底東電高層有沒有過失?

本次訴訟的論點,就在 2008年東電子公司製作的一份報告書。東電子公司以日本政府 2002公布的地震預測「長期評價」(長期評価)進行估算,如果日本東北海域發生地震規模 8.2的地震並引發海嘯,福島第一核電廠可能會面臨最大 15.7公尺的海嘯。當時這份報告書在同年 6月上呈給時任副社長的武黒一郎和武藤栄。

檢方:東電高層絕對知道可能會有14公尺高海嘯

當時武藤副社長收到這份報告書後做出的決定是,找土木學會驗證這份報告書上的數據可信度高不高,再決定是否要想對策。隔年 2月,勝俣會長、武黒副社長與武藤副社長皆有出席的「御前會議」上,一名部長表示核電廠有可能遇上高 14公尺左右的海嘯,但三人並沒有為此作出反應。

代表檢方的指定律師認為,由此可知當時東電三名高層,明明可以預想到海嘯發生,卻沒有做出反應。如果當時東電的三名高層立刻下令強化福島第一核電廠海嘯防範措施,就不會發生 2011.3.11那樣的情況。

被告:沒有說不做海嘯牆,只是想先確認可信度

對此,武藤副社長表示自己對這份報告有疑慮,所以先請專家確認,而沒有意圖要拖延強化海嘯防範措施的意思。武黒副社長則表示,當時那名部長也說「這是不太能信的推算」,勝俣會長也說那名部長發言時的語氣,聽起來覺得他自己也很質疑數據的可信度。

被告辯護律師則說道,縱使當時東電高層真的下令要增設海嘯牆好了,當時推算的「最大 15.7公尺高海嘯」是從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南側打上來,但 2011.3.11那一天的海嘯是從東邊上岸,如果當時三人真的下令要在南邊增設海嘯牆,也沒有辦法躲過 2011.3.11的海嘯,所以不能說當時這三名東電高層有業務上的過失責任。

判決結果:不能超越法律要求被告負刑事責任

最後,法官做出的判決是,縱使東電高層在當時(2008/6–2009/2)便決定要強化海嘯防範對策,防止廠房浸水或將廠房搬到高處,也未必能在 2011.3.11那一天完工,所以東電高層唯一能做的防範對策,就只有將核電廠緊急停機(這件事情是有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在地震發生當下就緊急停機了)。

法官還提到,本次訴訟論點的那份報告書,是基於日本政府的「長期評價」進行的推算結果,但「長期評價」本身就沒有具體根據,不少專家都質疑「長期評價」的真實度,就連地方政府都不會將「長期評價」預測的情況列入防災計畫的考慮範圍內。所以法官裁定,這份報告並不是一份可以預見海嘯發生進而發生事故的資訊,當時的東電高層靠著這份報告就要能預想會發生多大災情,抑或要將核電廠停機都有困難。

最後法官總結道,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確實造成不可抹滅的結果,但進行審判時必須要依據當時的安全基準進行慎重評估。當時的法律並不是以「確保絕對的安全性」為前提,縱使當時的東電高層必須要負責,但不能做出超越法律的判決,要求被告負起刑事責任。


東電:會努力「復興福島」絕不逃跑

在判決結果出爐後,東電與三名被告紛紛向社會・福島縣民致歉。東電表示,公司方面不會就本次訴訟結果發表評論,東電會以「復興福島」作為原點,誠心誠意全力地進行損害賠償、廢爐與除輻射汙染工程,並強化核電廠的安全,絕對不會臨陣脫逃背棄社會大眾。

各家報導當中,唯獨NHK不一樣

多數日本媒體都是引用東電在判決結果出爐後的這席話,但NHK的報導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站在原告角度,撰寫相關人士得知訴訟結果的反應。在NHK這篇新聞報導中,先後訪問了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在双葉病院因無法避難而死亡的受害者家屬菅野正克、在事故後離開家鄉避難的避難者、提起本次刑事訴訟的告發人、告發團與受害者家屬辯護律師的告訴團共同聲明、代表檢方的指定律師,最後才寫到三名被告與東電的話,及法官介紹。

除了上述這篇主要報導之外,NHK還單獨出了一篇受訪稿,訪問現在住在福島當地的人對於本次判決結果的看法。受訪對象有現居福島市的 19歳少女和 63歳男性、曾到山形縣避難現居福島縣郡山市的 50多歲家庭主婦,及現居福島縣大熊町災害公營住宅、福島縣南相馬市災害公營住宅的住戶(福島縣南相馬市的受災戶永久住宅「南町團地」目前住了 230戶。NHK的訪問對象為「南町團地」的代表管理人鶴島夫婦,他們是從福島縣浪江町移居南町團地的受災戶。至於「團地」是什麼,請參考舊文《享譽國際的千里新市鎮,回顧日本公營住宅「團地」歷史)。

事實上,NHK對於本起訴訟的關注程度,可以從NHK特別為本起刑事訴訟開了一個專題看出。在專題中,NHK詳細紀錄每一次開庭時各方論點,從每一個人說了什麼話,到現場速寫插圖,實屬罕見。


參考資料
  1. 原発事故 東電旧経営陣に無罪判決「津波の予測可能性なし」
  2. 東電旧経営陣3人に無罪 原発事故で強制起訴
  3. 東電会長ら旧経営陣3人に無罪判決 原発事故で強制起訴
  4. 原発の安全対策、責任はどこに 東電旧経営陣にきょう判決
  5. 東日本大震災 福島第1原発事故 東電旧経営陣3人無罪 強制起訴、東京地裁判決
  6. 東電旧経営陣3被告に無罪判決 福島第1原発事故で東京地裁

本文同步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確定不上訴,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須賠償痲瘋病患家屬

上個月 28號,熊本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因為過去的痲瘋(又稱漢生病)病患隔離政策,造成病患家屬面臨歧視與家族離散的命運,須賠償病患家屬總計 3億7,675萬日圓的賠償金。這是日本司法史上,首次判定日本政府須賠償痲瘋病患家屬的首例。

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5點的《朝日新聞》指出,日本政府決定要上訴高等法院。結果今天早上 8點鐘左右,又一則快報指出日本政府確定放棄上訴,安倍晉三也出面召開記者會證實此事。但安倍晉三也強調,這次政府會作出如此決定,實屬「異例的判斷」。

《每日新聞》便指出,2001年地方法院首次裁定,日本政府國家須賠償痲瘋病患當事人的時候,日本政府(當時的首相是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是小泉純一郎的接班人)就沒有上訴到高等法院,這次安倍晉三如果選擇上訴高等法院,有可能會影響到月底參議院大選的選情。

雖然目前日本政府承諾不會再上訴,但接下來面臨到的問題就是,除了本次提告的受害者家屬外,該如何賠償其他因痲瘋病患隔離政策受害的病患家屬。

圖為三年前(2016.04.01)參加瀨戶內國際藝術季時,準備從高松港搭船到大島的渡口。大島是當年隔離痲瘋病患的療養所,登島之後不能拍照,所以只有留下在渡口的這張照片以及乘船票。

▍關於痲瘋病患隔離政策的背景

1897年,位於德國柏林的第一屆痲瘋病國際會議認為,「痲瘋病是傳染疾病,必須要隔離」。受到當時歐美潮流的影響,日本明治政府於1907年(明治 40年)制定《癩予防ニ関スル件(癩予防法)》,確立了痲瘋病患隔離政策。這套法律也適用於當時屬於日本統治的台灣,樂生療養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戰後,日本《癩予防法》於 1953年改名為《らい予防法》(只是把難讀的漢字改成平假名拼音),但換湯不換藥,強制隔離痲瘋病患的本質不變,療養院內部的環境與待遇也沒有因此獲得改善。《らい予防法》這條法律直到 1996年《らい予防法の廃止に関する法律》上路之後,強制隔離痲瘋病患政策才宣告結束。從 1907年算下來,已過了 89年。雖然現在社會上對於痲瘋病的看法逐漸轉變,但在日本近年來不時會傳出「飯店拒絕前痲瘋病患入住」等新聞,距離消除對於痲瘋病的歧視還有一段路要走。


參考資料
  1. 元ハンセン病患者家族への賠償命じた判決、国が控訴へ
  2. ハンセン病家族訴訟、控訴せず=安倍首相表明「異例の判断」-政府
  3. ハンセン病家族訴訟 政府内に控訴断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