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刺青被解僱,壽司店員工告上法院

當事人從 2018年4月就在東京新大谷飯店(ホテルニューオータニ)的高級壽司店工作。7月26日,當事人工作的壽司店店長,和當事人的友人一同用餐。席間上,當事人的友人和店長說,當事人身上很可能有刺青,只是平常工作時會遮住,所以看不到。

沒想到兩天後,壽司店完全沒有確認當事人身上是否真有刺青,就以「損害公司名譽」為由,將人解雇,還把當事人從員工宿舍趕走。

雖然在雙邊律師的協調下,店方在 8月時廢除了「解僱」,但要求當事人在還沒將身上的刺青去除之前,只能負責備料,不能像過去一樣在廚房後場製作料理。
然而,當事人因此罹患憂鬱症,暫時無法回歸職場工作。當事人今天(1)已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訴,向業者求償 580萬日圓。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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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在日本】確診患者失聯可以通報警方找人,人權與疫調該如何取得平衡?

由於近日COVID-19確診患者失聯的事件層出不窮,厚生勞動省於 22號向各地方政府指示,今後若地方保健所判斷情況有需要(例:撥打緊急聯絡電話不通、去拜訪當事人住處、老家或辦公地點都找不到人),可以向警方報案陽性患者行蹤不明,要求警方協助確認陽性患者所在位置。

當地保健所請求警方協尋COVID-19陽性患者時,會提供警方當事人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等個人情報。由於這些確診患者的個人資料只在行政機關間傳遞,故並無違反日本《感染症法》的保密原則。

部分保健所擔心侵犯患者人權

早在這則新聞出來之前,曾為《讀賣新聞》醫療部新聞記者,現為日版《BuzzFeed》醫療版(BuzzFeed Japan Medical)編輯的岩永直子便已在一週前(7月14日)獨家報導厚生勞動省打算要讓警方協助「搜索」COVID-19確診患者一事。當時,厚生勞動省已和警察廳討論具體細節,但受到不少地方保健所長以此舉已「侵犯人權」為由,反對讓警方協助疫調進行。

患者不是罪犯,疫調不是「搜索」

根據日版《BuzzFeed》的獨家報導,原先厚生勞動省考慮的方向是,要提供警方失聯的COVID-19確診患者個人姓名、住址、年齡、性別、外型特徵或照片等資訊,方便警方協助「搜尋」確診患者。雖有部分保健所贊成厚生勞動省的提案,但也有一部分保健所認為,保健所應該是幫助感染者的機構,而不是「搜查」機構,疫調不等於警方「搜索」,也不能將患者當成罪犯,也不應該提供警方患者個人資訊。

反對讓警方協助「搜尋」確診患者的保健所主張,由於日本曾經有過制度設計上歧視漢生病患或HIV帶原者的歷史,所以現行的《感染症法》相當注重患者的人權,《感染症法》第 15條雖然提到保健所必須要積極地進行疫調,但就算患者不願意配合疫調也不會受到處罰。就算是可以經由空氣傳播的結核病患者失聯,保健所也不可能會向警方通報失蹤人口,質疑為何COVID-19的確診患者失聯就必須要通報警方?

警方介入可能會讓疫調可能更困難

此外,也有部分保健所擔心,如果讓警方協助疫調,可能會讓更多人不願配合疫調,進而造成反效果。舉例來說,如果今天不是保健所的人前來疫調,而是警方的話,如果確診患者本身很抗拒警方、有不想讓警方知道的難言之隱,都有可能會讓疫調過程變得更麻煩。

對此,熟知日本《憲法》與資訊相關法規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曽我部真裕認為,是否要讓警方協助疫調需要考慮:(1)讓警方介入疫調的必要性與(2)這麼做是否真的能減少患者失聯的狀況發生。這件事情最大問題在於,民眾會擔心警方會不會借用這次疫調的機會,趁機搜查其他案件。就算警方或政府再三強調,這次情況只是讓警方協助找尋失聯的確診患者,如果當事人有難言之隱,擔心會被警方抓到把餅,反而有可能會躲得更遠,反而更難找到當事人。

各種因素造成失聯患者多數是夜生活相關業者

由於日本在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及中央政府官員不斷在媒體上強調,現在這波疫情的感染者近半數是經由「夜生活」傳播出去的,強化社會上對於「夜生活」或特種行業的汙名。

當時,東京・新宿及池袋等地因為接連傳出夜店、夜總會等陪酒業者爆發群聚感染,所以新宿區長主動跑去和新宿區內的特種業者溝通,希望相關從業人員可以主動參加新宿區集團檢查,只要有人確診就能馬上送去治療,如果大家都沒事就可以對外證明現在這波疫情並不是都是夜生活害的,藉此洗刷負面形象。沒想到一驗之後,就抓出一堆無症狀感染者,也讓東京都的感染者年齡分佈一夕之間大幅往下,變成以 20、30多歲的年輕人為主。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東京都新宿區疫情拉警報,確診個案年輕人居多

按照目前東京都的防疫政策,不論是無症狀感染者或是輕症患者,只要確診COVID-19,基本上就要在醫院、「防疫旅館*」養病。在這段期間,保健所會派人前往疫調,詢問近期的接觸史。然而,因日本的防疫政策並沒有強制性,如果當事人希望留在自家養病,是有可能選擇不住院治療,在這種情況下保健所就必須要定期確認患者目前所在位置,是否有好好待在家裡休養,過程中不免會發生和確診患者失聯的狀況。

日本的「防疫旅館」是讓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的確診患者養病專用,與台灣的「防疫旅館」是提供給入境後須進行 14天居家檢疫,一旦出現症狀確診COVID-19就必須要搬離「防疫旅館」住院治療的概念完全不同。

新宿區針對鬧區實施集團檢查的關係,就會讓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當中「夜生活」相關人員的比例變高。在「夜生活」相關人員的比例佔在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就是比較高的情況下,可想而知「失聯」的COVID-19確診患者當中「夜生活」相關人員的比例也會比較高。再加上「夜生活」相關從業人員剛好符合「年輕、多是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的條件,他們在日本的防疫政策下不是優先被送醫住院治療的患者,可以選擇留在家養病(aka居家隔離),上述種種因素加起來,就這麼剛好出現了「失聯的確診患者很多都是夜生活相關業者」的表象。

所以當媒體不斷報導哪邊又有失聯的COVID-19確診患者時,只要點到「又是夜生活相關業者確診後失聯」,就會再度強化社會上對於夜總會、性風俗產業的汙名與偏見。

假借維持善良風俗名義,行防疫「宣導」之實

事實上,早在厚生勞動省確定要讓警方協助「搜尋」失聯確診患者之前,地方政府就已經多次使用俗稱「風營法」的《風俗営業等の規制及び業務の適正化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讓警方進入特種行業「宣導」防疫措施,造成不少業者的反感。

最早是大阪府在 7月8日時曾發生,一名女子到牛郎店消費時因為付不出錢,店家疑似要該名女子下海還債,大阪府警便以違反《売春防止法》之虞逮捕該間牛郎店業者的事件。在那之後,大阪府警在 17號晚間依據《風營法》突擊檢查附近其他店家,名義上說是要調查附近店家有沒有按照法規營業,卻是戴上護目鏡、口罩和手套,呼籲業者要做好防疫措施。

根據《風營法》第 37條第 2項,警方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進入特種行業調查業者是否有按照法規營業。但在《風營法》當中,並沒有提到警方可以為了防止疫情進入店家內突擊檢查,這次大阪府警仗著《風營法》進到店家內進行防疫宣導,已是濫用職權。

沒想到在推特上出現一片質疑大阪府警怎麼可以假藉《風營法》進到店家內呼籲業者做好防疫措施的時候,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先是 19號在電視台上合理化大阪府警的行為,認為警方可以用《風營法》進入店家進行防疫宣導。菅義偉接著在隔天(7/20)的記者會上重申:「從東京都的檢查結果知道夜生活的感染狀況很嚴重」、「牛郎店和夜總會就是(疫情)根源」,強調警方要善盡《風營法》的義務,順便呼籲業者做好防疫措施。

東京都派警方和東京都職員一起去檢查

最後就連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都加入這場戰線,小池百合子在 22號拜託警視廳以《風營法》進到店家協助進行防疫宣導。對此,警視廳幹部表示,警方可以依據《風營法》進到牛郎店、夜總會、性風俗店確認工作人員名單、營業時間、店內是否有未成年等調查,但光靠「維護善良風俗」的《風營法》不能用來確認店內的防疫措施有沒有確實,頂多只能在進到店內時隨口說一聲「多留意一下防疫措施」。

最後,警視廳在東京都職員的陪同下,於 24號晚間進到東京・歌舞伎町與池袋展開調查。由警方負責確認店家的工作人員名單、排班表及店內是否有未成年,只有獲得業者同意的店家,才會再讓東京都廳的職員接著確認店內防疫措施是否有做好。

新宿社交料理飲食業連合會的代理會長工藤準一表示,對於店家來說,警方要調查一定會全力配合,但防疫對策和《風營法》又沒有關係,警方這樣闖進店裡只會強化外界對於夜生活的負面印象。東京都內夜總會工作人員組成的日本水商賣協會(日本水商売協会)代理理事甲賀香織則說,以《風營法》進到店內說要清查防疫措施早就已經超越警方職權了,希望警方檢查完沒事的話至少可以幫忙對外宣傳:「這間店很安全,去了也沒關係」。


參考資料

  1. 【独自】陽性判明後に行方不明→厚労省が警察に捜索を依頼できる仕組みを検討→保健所反発
  2. 歌舞伎町に立ち入った警察「通常の活動」 店側は反発も
  3. 感染対策の協力、戸惑う警察 立ち入り「法的根拠ない」
  4. コロナ対策、「夜の街」に風営法で立入検査ってアリ? 「権力の濫用」との指摘も
  5. 連絡の取れない感染者、所在確認に警察も協力へ…保健所が行方不明者届

可以3D列印出女性器的電子檔屬猥褻物,漫畫家ろくでなし子確定有罪

16號,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駁回本名五十嵐惠的漫畫家「ろくでなし子」涉嫌散佈猥褻物品一案的上訴,本案維持一審和二審判決,認定五十嵐惠違反《刑法》 175條,罰處罰金 40萬日圓。這起案件是日本第一件 3D列印的電子檔被法院裁定為猥褻物品的訴訟。

圖為 2020年7月16日,最高法院判決出爐後,五十嵐惠面帶微笑地在法院外高舉「不當判決」的字條。

石膏作品和募資贊助小物涉嫌猥褻遭起訴

時間回到 2014年,五十嵐惠在東京都內一間原則上男賓止步的女性向成人用品店展示了一件題為「デコまん」的石膏作品。在那之後,五十嵐惠使用 3D掃描工具掃描了自己的性器官,並將這份檔案以e-mail傳送可以下載該檔案的連結或將檔案燒成光碟寄給支持者。

隨後,五十嵐惠因為這兩件事情(公開展示以陰道為題材的石膏作品,和散佈性器官的 3D掃描檔案)遭起訴,理由是違反《刑法》 175條的散佈猥褻物。

刑法175条(わいせつ物頒布等)

第175条 わいせつな文書、図画、電磁的記録に係る記録媒体その他の物を頒布し、又は公然と陳列した者は、2年以下の懲役若しくは250万円以下の罰金若しくは科料に処し、又は懲役及び罰金を併科する。電気通信の送信によりわいせつな電磁的記録その他の記録を頒布した者も、同様とする。

2 有償で頒布する目的で、前項の物を所持し、又は同項の電磁的記録を保管した者も、同項と同様とする。

3D列印檔有罪,石膏像卻無罪

2016年5月9日,東京地方法院裁定,五十嵐惠的「デコまん」石膏作品具有「藝術性和思想性,可以和其猥褻性質抵銷」,所以「デコまん」石膏作品不屬於猥褻物,故沒有違反《刑法》第 175條;然而,五十嵐惠的性器官 3D掃描檔案,可以透過 3D列印機忠實、立體地重現出五十嵐惠的性器官,五十嵐惠的性器官 3D掃描檔案符合《刑法》 175條中「猥褻的電磁紀錄及猥褻的電磁紀錄媒體」,須處 40萬日圓罰金。

簡而言之,五十嵐惠當初因為 2件事情遭起訴,但最後只有性器官 3D掃描檔案遭判有罪,「デコまん」石膏作品則無罪。2者差異在於有沒有藝術性質——有藝術性的話就可以和猥褻性抵銷。

五十嵐惠在最高法院判決出來時,表示自己這 6年來很感謝警察的保護,並將「謝謝警察」這句話縫在口罩上。

從藝術品=猥褻物到有點彈性

回顧日本過去關於藝術和猥褻的判決,可以反映出日本各個時代對性的價值觀。

1957年,英國小說家D.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被日本最高法院認定該作品「使人性慾高漲、有害對性的羞恥心」,被認定為猥褻物。當時日本法院的態度為,就算是藝術性質很高的作品,其藝術價值並不影響是否為猥褻物品的判斷。

到了 1980年,永井荷風作的通俗作品《四畳半襖の下張》雖然也被認定為是猥褻物品,但法院是以作品中的描寫性的場景佔整部作品的比例作為判決依據,提供了應考量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內容,來判斷是否為猥褻物的新標準。與此同時,描繪男女情慾關係的電影《感官世界(愛のコリーダ)》推出單行本,東京高等法院在 1982年裁定,單行本中沒有直接出現性器官或性交等內容,「在社會常識上是可以容許的範圍」故非猥褻物,《感官世界》獲判無罪。

數位資訊要視覺化之後再判斷

回到這次五十嵐惠的 2起訴訟,五十嵐惠的「デコまん」石膏作品,雖然以白色的石膏為基底,但因為上面有很多裝飾,所以法官認定「不會直接讓人聯想到女性器官」。至於五十嵐惠的性器官 3D掃描檔案,雖然直接點開檔案不一定能看不出來這是什麼東西,3D列印出來的成品也會因 3D列印機的好壞而有差異,但法官認為性器官 3D掃描檔案的猥褻性「是要將數位資訊視覺化之後進行判斷」,所以屬於猥褻物品。

對此,被告的五十嵐惠主張性器官 3D掃描檔案是一系列募資計畫的一部分,整個募資計畫屬於藝術創作的一環,不能將性器官 3D掃描檔案單獨出來看。

這起案件是日本第一件 3D列印的電子檔被法院裁定為猥褻物品的訴訟。


參考資料

  1. ろくでなし子被告に一部無罪判決
  2. ろくでなし子被告、罰金確定へ 女性器3Dデータ―最高裁
  3. 性器再現データ、芸術性は考慮せず ろくでなし子被告有罪確定へ

轉推極右派不實言論也該負法律責任,日本#MeToo代表伊藤詩織正式提告

8號, 獨立記者伊藤詩織召開記者會,宣布已對極右漫畫家はすみとしこ及 2名轉推はすみとしこ推文的男子提告,理由是在網路上誹謗中傷伊藤詩織,要求はすみとしこ刪除相關貼文,張貼道歉啟事,並求償 550萬日圓。至於轉推はすみとしこ推文的 2名男子,則分別求償 110萬日圓,並須將轉貼的文章撤除。

截圖自網路媒體THE PAGE2020.6.8的記者會線上直播存檔。

極其羞辱又低級下流的推文內容

根據訴狀內容,はすみとしこ在 2017年6月到 2019年12月期間,曾在推特上分享了 5張嘲諷伊藤詩織的畫作。每一則貼文都是與事實不符,低級下流又極其羞辱當事人的內容。

はすみとしこ發的第一次發文是將自己和伊藤詩織的照片並列,並寫到:「患有精神疾患的患者,不知道是不是吃藥的影響,瞳孔有縮小傾向」、「醫療關係人士說,『精神疾患的患者』可以分出『同伴』。看到詩織孃的瞳孔覺得很有親切感。」對此,伊藤詩織在訴狀上寫到,はすみとしこ在推特上表明自己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來暗示伊藤詩織也患有精神疾病,「因為患有精神疾病才會做出偽證,說自己是性暴力受害者」。

はすみとしこ第二次發文則說:「是要和安倍總理身邊的記者『枕營業』,但山口氏卻誤以為是自由戀愛。沒想到音訊全無的詩織在 2年後突然說自己是『性侵受害者』出現在他的面前!!」

*「枕營業」就是中文的陪睡,「自由戀愛」則是日本為了逃避法規使用的術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阪飛田新地,靠著ㄧ句「因為都是和小姐自由戀愛」遊走在法律邊界。

はすみとしこ第三次之後的發文,都會搭配自己畫的插畫。像是,一名手持智慧型手機的女性,上面寫著「枕營業大失敗!!」「雖然我在美國是酒店小姐,但我想要成為一名記者!雖然睡過大咖記者,但在那之後都沒有聯繫,我只是坐上去而已,這樣就算性侵了吧?」還有一幅則描繪女主角坐在電視機畫面前暗自竊笑,電視畫面上則是一名眼角泛著淚光的女性,在插圖旁邊寫到:「訴訟很簡單的!媒體、人權團體⋯⋯只要在鏡頭前哭一下,讓法官看到就行了」「沒錯!尻勝訴ー!」

在伊藤詩織召開記者會宣布要告はすみとしこ網路誹謗後,はすみとしこ的推特封面依舊是那張諷刺伊藤詩織為了要當上記者而和知名記者上床的插畫。(截圖時間:2020/6/9)

延伸閱讀:《承認被害者沒有同意性交,卻判加害者無罪:為什麼日本的性侵案難從刑事訴訟獲得正義?

前往下一頁繼續閱讀(全文共 6頁):主張作品都是虛構的,所以不須刪文

2020.05.20 後續更新:

本日(2020.8.20),伊藤詩織追加控告自民黨眾議院議員杉田水脈和前東京大學特任准教授大澤昇平。

杉田水脈(就是那個說「同志沒有生產力」的那個議員)因為按了上一次控告的極右漫畫家はすみとしこ的那幾篇推文愛心,讓 11萬名左右的粉絲看到這則貼文,並展現出自己支持這些誹謗言論,因而向杉田水脈提告。

這將會是首次針對按了誹謗言論愛心而起的訴訟

至於大澤昇平則是在伊藤詩織控告極右漫畫家 #はすみとしこ 與轉推はすみとしこ推文的 2名男子事件之後,在推特上批評伊藤詩織,質疑「伊藤詩織」是假名,而提起的民譽誹謗訴訟。

大澤昇平就是上一次(2019年11月)在網路上說聲稱拒絕錄取中國人,因為涉嫌種族歧視遭東大開除的那個人。



新聞來源:
自民党の杉田水脈議員を伊藤詩織さんが提訴 誹謗中傷の投稿に「いいね」したため
中傷投稿に「いいね」 伊藤詩織氏が杉田水脈議員を提訴

另一半遭殺害卻無法申請給付金,名古屋地方法院:同志伴侶不算配偶

刑事案件受害者的遺族給付金

根據日本《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可以依據傷勢申請障害給付金或重傷病給付金;如果是故意致死的刑事案件死者家屬,則可申請遺族給付金,而遺族給付金的申請人順序為:

  1. 受害者的配偶(包含沒有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有事實上婚姻關係的配偶)
  2. 仰賴受害者生前的收入生活,受害者過世後失去經濟支柱的受害者子女、父母、孫子女、祖父母、兄弟姊妹
  3. 上述以外的受害者子女、父母、孫子女、祖父母、兄弟姊妹

在順序上,按照(1)到(3)的排序,如果排序在前面的人申請了遺族給付金,排序在後者的人就不能申請遺族給付金。

遺族給付金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一定要到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只要有「結婚事實」的另一半,都有資格申請。這是因為日本除了有法律基礎的登記結婚之外,有不少伴侶其實沒有到戶政機關登記結婚,但在現實生活中以已婚狀態共同生活。這種情況稱為「事實婚」或「內緣」關係。

關於「事實婚(內緣)」的介紹,請參考舊文《千葉市伴侶制度不只LGBT連異性戀「事實婚」都能申請,到底「事實婚」是什麼?

伴侶遭殺害,卻不給同志伴侶遺族給付金

2014年12月,內山靖英的另一半遭到共同朋友殺害,內山靖英想要以伴侶身份申請遺族給付金,卻在 2017年12月遭愛知縣公安委員會駁回。原因是,內山靖英和另一半是一對同志伴侶,日本至今還沒有承認同志婚姻。

對此,內山靖英決定要控告愛知縣公安委員會的作法並不合理,他和另一半已經共同生活了好幾年,實際生活就等同於「內緣」關係。遺族給付金的宗旨,本應是基於救濟刑事案件受害者而成立的,在《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法》的條文當中也沒有提到性別,只要是有共同生活事實的配偶就可以申請,愛知縣公安委員會沒有道理不給他遺族給付金。

同志伴侶也是「內緣」關係

事實上,最近正好有一起民事訴訟的判決結果,法官認定同志伴侶屬於「內緣」關係,保障「內緣」關係的法律條文也應適用於同志伴侶上。

2019年9月,一對同志伴侶因為其中一方的「不貞行為」告上法院,當時宇都宮地方法院真岡支部認定,就算是同志伴侶,只要有共同生活的事實,適用於異性戀「內緣」關係的法律保護也能適用在同志伴侶上。隨後,這起案件上訴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在今年 3月確定同志伴侶相當於「內緣」關係,出軌的一方必須要賠償戴綠帽的另一半。

使用稅金的話,就需要先有社會共識

本月 4號,前述的同志伴侶遺族給付金訴訟一審出爐,原本在今年 3月判決結果出爐後對這起訴訟懷抱希望的同志族群們再度感到失望。

名古屋地方法院的角谷昌毅法官表示,遺族給付金的錢是來自稅金,稅金的使用方式應該要有社會共識,雖然現在社會上對於同志的伴侶關係越來越認識與了解,社會上也一直在推動應該要消除對同志族群的歧視,但社會上對於該如何看待同志的婚姻關係還沒有共識,所以現在就要將同志伴侶共同生活的關係視為「內緣(事實婚)」關係為時過早,「沒有辦法說這已經是社會共識」,因而駁回內山靖英的申請。

以多數決的社會共識,侵害少數權益

由於這次的訴訟結果,是今年 3月東京高等法院認定同志伴侶相當於「內緣」關係後首次司法判斷,再加上這次的論點是在於同志伴侶能不能申請遺族給付金,這次的判決結果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往後同志伴侶能不能以「伴侶」的身分申請遺族年金或勞災保險,而備受矚目。

「以社會上多數人的認識(社會共識)為理由,肯定侵害人權的做法,這已經放棄司法權的權責了。」代表原告的律師堀江哲史表示,不論是經濟上或精神上,失去伴侶的痛苦不會因性傾向而異,這次的判決結果無視制度上對同志族群的歧視,不排除將上訴。

明顯就是歧視,同志族群現在就需要法律保障

在這次訴訟中,有提供名古屋地方法院意見書的早稻田大學棚村政行教授教授指出,遺族給付金是從救濟被害者的角度成立的,重點在於共同生活的事實,而非制度設計上(是不是提供給異性戀夫妻)的問題。

至於熟知犯罪被害人支援制度的常磐大學前校長諸沢英道則說到,國際上普遍認為國家有責任和義務要幫助犯罪被害者回到原本的生活,但這次法院以「財源是稅金」為理由,要求要先有社會共識才會提供協助,似乎有哪邊不太對勁。

致力於推廣同志運動的松岡宗嗣表示,犯罪被害者給付金就算是沒有到戶政機關登記結婚的異性戀伴侶都可以申請了,這次愛知縣公安委員會不給同志伴侶申請,就是一種歧視。松岡宗嗣接著說,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哪一天伴侶被殺,光是要接受伴侶被殺的事實一定就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平復,更不用說這次法院判決結果就像國家和同志伴侶們說:「你們不是家人」。松岡宗嗣不忘呼籲,不要再只是嘴巴上說說:「如果哪一天同婚通過了就太好了」,日本現在就有同志伴侶因為沒有受到法律保障的關係而感到痛苦。


參考資料

  1. 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裁定の申請
  2. 犯罪遺族給付金求めた同性パートナーの請求棄却 名古屋地裁
  3. 同性パートナーへの支給認めず 遺族給付金訴訟で名古屋地裁
  4. 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給裁定の申請
  5. もし自分のパートナーが殺されてしまったら

「#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衝上日本推特熱門話題,背後到底出了什麼事?

5月9日晚間到 5月10日,hashtag「#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擠上日本推特流行趨勢,到 10號晚間已有超過 470萬筆推文響應,就連平常不會發政治文的不少演藝圈藝人或各界名人都紛紛以「#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發文響應,實屬罕見。

但在了解為什麼大家會在這個時間點發文響應之前,必須要先知道日本公務員「定年退職(退休)」和現在的東京高檢檢事長黑川弘務。

編註:這次的修法並不是單獨修改《檢察廳法》,而是數個和國家公務員有關的法案以《国家公務員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的名義包裝起來,一併審理。但本文僅討論《檢察廳法》的內容,日本推特上的hashtag也是使用「#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一詞,為了方便閱讀,全文皆以《檢察廳法》稱之。

年金面臨破產,上調公務員退休年限

由於日本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面臨年金破產問題,所以逐漸調高年金給付年齡。為了要讓退休年齡和年金給付年齡可以無縫接軌,所以在 2013年施行的《改正高年齢者雇用安定法》要求,民間企業應積極續聘「高年級實習生」,或延後定年退休年齡。以日本年金預計在 2025年調整到 65歲以上才發年金作為前提,希望大家可以將退休年齡跟著往後延到 65歲。於是乎,日本政府決定要以身作則,先將公務員的退休年齡階段性地上調到 65歲,希望可以帶動民間業者跟進。

在公務員體系當中,檢察廳就是其中一個要跟著調整退休年齡的機構。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檢察官退休年齡是63歲

事實上,日本的檢察官雖然屬於國家公務員,但檢察官體系適用的是特別法的《檢察廳法(検察庁法)》,而非普通法的《國家公務員法(国家公務員法)》,也就是所謂的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日本《檢察廳法》第 22條規定,檢事總長退休年齡為 65歲,檢事總長以外的檢察官(含檢事長)則在 63歲退休。

検察庁法
第二十二条 検事総長は、年齢が六十五年に達した時に、その他の検察官は年齢が六十三年に達した時に退官する。

兩次修正案內容差很大

去年秋天,日本國會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想將第 22條修改為:

  1. 檢察官的退休年齡上調到 65歲
  2. 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在年滿 63歲之後,隔天隨即降為檢事,直到 65歲退休。

簡單來說,就是升到管理職的檢事,到年滿 63歲後就要從管理職退下,保障晚輩可以繼續升遷權利,稱之為「役職定年制」。然而,今年春天再度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內容,在第 22條又多了幾項附加條款:

  1. 檢察官的退休年齡上調到 65歲
  2. 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在年滿 63歲之後,隔天隨即降為檢事,直到 65歲退休。
  3. 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可以視情況需要,讓已屆 63歲的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延長職務 1年。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延長職務 1年後,如果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覺得還是有需要,可以再讓次長檢事及檢事長延長職務 1年,直到 65歲退休。

也就是說,只要在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覺得有需要,就可以延長次長檢事及檢事長的管理職,直到他們 65歲退休。這就是hashtag「#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反對這次《檢察廳法》修正案的重點。

還沒修法,內閣就能干預檢察廳人事案?

總的來說,雖然檢察廳屬於行政部門的組織,檢察官也是國家公務員,但由於檢察官握有追訴政商要角刑事責任的權限,在搜查上需要高度獨立性,不應讓政權介入。目前日本國會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讓內閣總理大臣或法務大臣有權干預檢察廳管理職的人事(延長特定管理職在職務上的工作年限),就有破壞檢察廳政治獨立性的可能。

與此同時,在《檢察廳法》修法內容還在討論的期間,就出現了極端異常的檢察廳決定人事案。

今年 1月,安倍晉三決定延長東京高檢檢事長黑川弘務的退休年限。黑川弘務原本應該在今年 2月年滿 63歲時退休,但安倍晉三以東京高檢手上還有很多弊案要處理,援引《國家公務員法》延長黑川弘務的職位半年。

承前,《國家公務員法》屬於普通法,《檢察廳法》是特別法,以東京高檢檢事長黑川弘務的情況應該是適用《檢察廳法》而非《國家公務員法》。再者,1981年《國家公務員法》修法時,當時的人事院事務總局任用局長斧誠之助就曾明言:「檢察官不適用《國家公務員法》。」面對在野黨的質疑,安倍晉三表示自己知道 1981年人事院事務總局任用局長曾說過這樣的話,但他要更改法律解釋,讓檢事官也能適用《國家公務員法》。

總之,黑川弘務就在安倍晉三的閣議決定下,可以多當半年東京高檢檢事長,而且就這麼剛好,只要多這半年,就可以讓黑川弘務繼續升官發大財。

一切都是為了替黑川弘務鋪路?

黑川弘務生於 1957年2月8日(今年滿 63歲),在安倍晉三的閣議決定下,他可以延長東京高檢檢事長的任期到今年8月7日。好巧不巧,檢事長再往上就是檢事總長,日本的檢事總長有一任平均只當 2年的慣例,現任的檢事總長稻田伸夫是在 2018年7月25日就任的,所以應該會在今年 7月底左右主動請辭(*)。只要稻田伸夫晚個幾天請辭,拖到 8月7日再請辭的話,就可以讓黑川弘務無縫接軌地從東京高檢檢事長升上檢事總長。另一方面,由於黑川弘務這次是靠《國家公務員法》延長任期的,根據《國家公務員法》的條文內容,以這種方式延長任期最長可以延長 3年,究竟今年 7月底 8月初又會出現什麼情況,仍有待觀察。

*稻田伸夫出生於 1956年8月14日,假如說他沒有按照慣例主動請辭的話,他最長可以當到 2021年8月13日定年退休。

這次日本國會提出的《檢察廳法》修正案縱使真的在這個會期通過,也要等到 2022年4月1日才會上路。也就是說,就算《檢察廳法》修正案真的通過了,也不適用於黑川弘務延長東京高檢檢事長任期一事,目前硬是要修改《檢察廳法》條文內容,比較像是因為安倍晉三替黑川弘務開了先例,所以需要事後補上一條「法源依據」,方便未來的內閣也能比照辦理。

趁火打劫引爆人民不滿

但上述這些內容,都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個hashtag會突然在 9號晚上衝上日本推特潮流趨勢。真正會讓「#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成為話題,其實是民眾突然在疫情期間看見政府真面目,明明有更重要的事情該做,卻急著偷渡法案,根本就是趁火打劫的小偷。

《檢察廳法》修正案在 5月8日送進眾議院內閣委員會審議,在野黨要求法務大臣森雅子必須列席遭到拒絕後,在野黨拒絕審理議案,最後在只有只有執政聯盟的自民黨、公明黨,和自民黨側翼的日本維新之會 3黨出席的狀況下,強行審理議案,《檢察廳法》修正案最快有可能在 13號就能通過修法。

《朝日新聞》聯繫到一名在 8號晚上率先使用「#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個hashtag的網友,當事人是一名 35歲的OL,並強調自己並不是特別反對現在的政府,只是覺得現在大家都因為COVID-19受苦,政府居然趁這個時候要強行通過《檢察廳法》修正案,讓她看不下去,所以選了「#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這樣一個語氣相對溫和(編註:「#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這個hashtag使用的是丁寧體,在日文裡面是語氣相對溫和的句型,不同於平常民眾上街抗議時採用的句型),可以開啟討論的句子當作hashtag。

據傳,這就是第一個使用「#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個hashtag的推文。

熟悉網路社群的媒體人津田大介表示,沒有想到「#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這一個hashtag居然能在深夜時段衝上熱門話題,他認為這是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特別在意政府的一舉一動,但沒想到政府在COVID-19對策上慢半拍,面對這個相對於疫情「不重要、不緊急」的修法卻超有效率,才會讓這個hashtag爆紅。

曾任東京地檢特搜部檢事的鄉原信郎律師也說,政府在COVID-19疫情下想要偷渡法案通過,這會嚴重動搖民主主義和法治國家的根本,才會讓不少名人都站出來「#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鄉原信郎指出,檢察廳獨佔日本司法當中的公訴權,一旦政權可以影響檢察廳的人事議案,就會動搖三權分立的根本,光是安倍晉三靠著改變法律解釋意圖讓自己的親信有機會當上檢事總長的意圖就有問題了,更不用提是要將這個特例修法成常態。鄉原信郎更批評,檢察廳法和法務省很有關係,《檢察廳法》怎麼能在沒有法務大臣出席的情況下審議。

演藝圈響應發文,引發粉絲反感

在這波「#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發文熱潮當中,最特別的一點就是有不少演藝圈的人也站出來響應,這在過去幾乎是難以見到的光景。像是演員井浦新小泉今日子城田優高田延彦綾小路翔、歌手卡莉怪妞(きゃりーぱみゅぱみゅ)、樂團生物股長的水野良樹、演員秋元才加、搞笑藝人大久保佳代子等人都在其中,發文內容不外乎「平常雖然不太談政治,但這次真的不能再沈默下去」、「現在大家都因為疫情而苦」、「不管你支持哪一個政黨、支持哪些政策,這都是過去的問題,現在是日本國家根本的民主主義動搖了」,強調這次情況特殊,才讓他們不得不站出來表達意見。

樂團生物股長的水野良樹就強調,不管大家是支持哪一個政黨、還是支持哪些政策,這都是過去的問題,現在是日本國家根本的民主主義動搖了。

但平常不會談政治的藝人,突然發了政治文,也有不少粉絲因此反感。例如,卡莉怪妞 10號早上發了一張推特上廣傳的「#抗議檢察廳法改正案」人物關係圖後,遭到不少負評,更有人嗆「妳只是個歌手所以不懂⋯⋯(中略)⋯⋯妳還是去唱好妳的歌吧」,讓卡莉怪妞事後刪文。但卡莉怪妞在刪文後,又在 11號發文聲明自己當初發文是因為熟悉政治的朋友和她提到《檢察廳法》修正案,她覺得在COVID-19疫情下人民大家都過得很苦,但政府卻急著要修《檢察廳法》,「自己的未來要自己來守護」,而發了文。但發了文之後引起粉絲們的反彈,原本可以讓大家討論的話是件好事,但卡莉怪妞不想要看到粉絲們為了這件事吵架就刪了文,刪文之後又有人說她在逃避,所以才又發了這次的聲明。

卡莉怪妞今天早上發表了「道歉」文,說明自己當初為什麼會跟風發文後又將貼文刪除。

參考資料

  1. いったい検察庁法改正案の何に抗議しているのか
  2. 「どさくさ」審議、反発拡散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 2日でツイート470万件
  3. 「どこまで国民をばかにする」検察官定年延長法案に抗議ツイート250万超
  4. ねじれの発端は「えこひいき」 検察官の定年延長、いま急いで決める必要はある?
  5. 元特捜敏腕検事が読み解く 「#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大反響の理由
  6. きゃりーぱみゅぱみゅ「#検察庁法改正案に抗議します」を投稿→削除 Twitterで語ったその理由

一天只能打一小時電動,香川縣通過《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成日本全國首例

限制遊戲時間成全國首例

本月 18號,日本香川縣議會通過《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ネット・ゲーム依存症対策条例)》,該條例將從下個月 1號起(2020.4.1)正式上路。《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規定,香川縣內的學校或家長,有義務要讓縣內未滿 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1. 平日每天最多只能玩 60分鐘的電動,假日則至多 90分鐘。
  2. 如果要玩電動或使用智慧型手機等裝置,中、小學生最晚只能玩到晚上 9點,高中生則為晚上 10點前。

如果家長或校方沒有達成上述目標,並無相關罰則。

香川縣之所以會提出這項行政條例的背景是,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在 2018年6月將「網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列為精神疾病的一種,促使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開始討論起應對措施。香川縣正是在日本這一波潮流中第一個制定行政條例,約束兒童及青少年休閒娛樂時間的地方政府,因而備受矚目。

關於網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的討論,衛生福利部新聞稿中寫到:


WHO定義的網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症狀為,無法控制地打電玩、生活中越來越以電玩為優先,而忽略其他日常活動,即使知道有負面影響仍持續增加打電玩時間,以至嚴重影響個人日常生活正常運作(造成失能),包含健康、家庭、學校、工作等層面,並且上述症狀有持續至少 12個月才能確診。


並在文中引述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林煜軒助研究員級主治醫師的見解,強調:「醫界與學界對網路遊戲成癮有嚴謹的判斷標準,核心基準是『失控造成生活失能』,而非一般認為的『花太多時間在遊戲上』。意即,個人因為對於上網打遊戲不可自拔(失控),讓他的日常活動優先順序產生變化,總以打電玩為優先,造成日常生活失能,且明知道有負面影響,還是無法控制的這麼做,這樣一連串失控的狀態。」

雖然研究發現台灣有 3.1%的青少年有網路遊戲成癮,但「從醫界案例來看,問題常常不在沉迷網路遊戲本身,而是因為來自現實生活層面的問題,導致青少年逃避到網路遊戲的世界」,因此「林煜軒醫師建議,政府與社會大眾可以積極鼓勵、健康促進的方式來引導,而非以治療精神疾病的方式來看待此一社會現象」。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則在官方聲明中指出,不少學者認為WHO在第 11版世界疾病分類(ICD-11)關於網路遊戲成癮的診斷標準缺乏其他成癮疾病的兩個核心症狀:耐受症狀(例如:打電動的頻率與刺激強度越來越高)與戒斷症狀(例如:突然不玩會出現焦慮等不適症狀),認為WHO將網路遊戲成癮公告為疾病太過冒進,需要更嚴謹的流行病調查。

下一頁:《網路・遊戲成癮對策條例》從提案到通過都爭議不斷

在YAMAHA音樂教室學鋼琴要交版權費?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惹議

Photo by Jordan Whitfield on Unsplash

2017年2月,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公布,如YAMAHA音樂教室等才藝補習班,在課堂上使用有著作權保護的歌曲進行教學時,需要支付樂曲使用費。JASRAC表示,如果是以年費計算的話,各個音樂教室須支付JASRAC每年學費收入的 2.5%作為樂曲的使用費。按照JASRAC表列的 773間才藝補習班機構(共 6,856間音樂教室),粗估JASRAC每年靠著才藝補習班的 2.5%學費收入,可以進帳 3億5,000萬- 10億日圓。

對此,以YAHAMA音樂教室為首的才藝補習班在同年 6月組成「守護音樂教育之會(音楽教育を守る会)」,向JASRAC提告,認為JASRAC不應該向音樂教室徵收版權費。

近日(2020.2.28)這起判決結果出爐,東京地方法院認定JASRAC的論點有理,JASRAC可以向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駁回了以YAHAMA音樂教室為首的「守護音樂教育之會」的訴求。

JASRAC是誰?

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接受作詞・作曲家的委託,負責向【錄製CD】、在演唱會上【演奏】樂曲、在媒體或網路上【公播】音樂時的使用者代收樂曲使用費,JASRAC再將這些收到的版權費分給作曲家、作詞家等擁有該首樂曲著作權的人。目前JASRAC管理的歌曲約有 420萬首歌。

根據日本《著作權法》的規定,像是音樂教室這樣是在音樂教室裡【演奏】有版權的歌曲時,必須要是「演奏的目的是要彈給公眾聽」,作曲家就能夠主張自己擁有該首歌曲的著作權,要求演奏者付版權費。

根據JASRAC 2018年度的決算案,JASRAC靠著【演奏】收取到的版權費佔整體收入的 2成,是繼【公播】的版權收入金額最高的。對於作詞・作曲家來說,在唱片市場景氣低迷的現在,【演奏】逐漸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唱片市場低迷,JASRAC只好積極開源

回顧JASRAC近年來的「開源」方式,從 1970年代起向社交舞教室徵收音樂使用費、1980年代向小酒館的卡拉OK收樂曲使用費,這 10年來更擴展到健身房、遊戲中心、歌謠教室等都是JASRAC徵收版權費的對象,這些都是以娛樂為目的向機構收取樂曲使用費。然而,這一次JASRAC向YAMAHA音樂教室等才藝補習班收取樂曲使用費,會如此受到外界關注,正是因為音樂教室使用這些樂曲是為了教學,而非為了娛樂用途。

不過,還是能從過去和JASRAC徵收樂曲使用費有關的訴訟案件,推敲出一點端倪。

卡拉OK法理:由提供服務的業者付版權費

1988年「クラブキャッツアイ」訴訟案,是一間小酒館卡拉OK店家拒付樂曲使用費。當時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卡拉OK店家只是提供客人場所,而不是以【演奏】樂曲為主,但卡拉OK店家確實是靠著顧客自己點歌、演唱來獲利,所以這已經是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店家理應支付樂曲版權費。

由於這起判決確認了需要支付版權費的不是到卡拉OK唱歌的顧客,而是卡拉OK業者,像這樣並非由「使用者付費」,而是提供這項服務的業者支付版權費的侵權責任歸屬,特稱為「卡拉OK法理(カラオケ法理)」。

一個人也算「公眾」

日本《著作權法》第 22條規定,唯有著作權所有者擁有將其著作直接讓【公眾】看或聽的權利。

著作権法22条(演奏権):
「著作者は、その著作物を、公衆に直接見せ又は聞かせ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以下『公に』という)上演し、又は演奏する権利を専有する」

2004年的「社交舞教室事件」和 2008年的「Big Echo事件」的判決結果,都確立了即使聽眾只有一個人,這些業者都算對【公眾】播放音樂,也就適用《著作權法》的保護。

名古屋高等法院認為,任何人都可以報名社交舞教室,所以當社交舞教室在課堂上播音樂來練舞時,就是對【公眾】播音樂,哪怕今天只有 1人來上舞蹈課,JASRAC都可以和社交舞教室收樂曲使用費。

至於東京地方法院在 2008年的「Big Echo事件」中也認定,任何人都可以去卡拉OK店租一個包廂使用卡拉OK的設備【重播】樂曲、【播放MV】,即使是一個人去大型連鎖的卡拉OK店包廂熱唱,只要有這些設備就可以辦到這些包括在樂曲版權的行為。所以卡拉OK店本身的設計就是要讓「不特定多數」的【公眾】聆聽樂曲,所以JASRAC有權向大型連鎖卡拉OK店收取樂曲使用費。

事實上根據日本文化廳網站上的說明,《著作權法》上提到的【公眾】是指「不特定的人」或「特定多數的人」,不管對象只有 1人或一小群人,又或是無法選定只讓特定的人聽/看,都屬於【公眾】的範疇。

在音樂教室練琴是為了彈給別人聽嗎?

回到這次以YAMAHA音樂教室為首的「守護音樂教育之會」訴訟案,這次的爭點在於:

  1. 音樂教室的學生是否屬於「不特定多數」的【公眾】?
  2. 在音樂教室裡彈奏樂曲來教學,是以【被聽】為目的嗎?

從過去的判決就可以知道,音樂教室的情況適用「卡拉OK法理」,也就是說需要付樂曲使用費給JASRAC的人,是音樂教室這個業者,而不是課堂上進行教學的老師或來上課的學生。再者,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音樂教室,也就是說音樂教室的學生屬於「不特定多數」,也就屬於《著作權法》上提到的【公眾】。

至於第二點,提告的「守護音樂教育之會」認為,音樂教室裡的教學並不是以【被聽】為目的,如果是以【被聽】為目的的話,演奏時就必須要「讓聽的人深受感動」。對此,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演奏的人是否以「感動人心」為目的進行演奏,這種判斷方式太過主觀與抽象,所以無法採信;但是,音樂教室裡的教學方式確實是在「教師彈給學生聽」、「學生彈給老師聽」不斷反覆地過程中傳授演奏技術,所以這確實是以【被聽】為目的而演奏。

綜合上述,東京地方法院的佐藤達文法官認為,JASRAC向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符合《著作權法》的要旨,駁回了「守護音樂教育之會」的提告。

JASRAC沒有向個人音樂家教追討版權費

JASRAC雖然從前年(2018)4月起,開始向日本各地的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但因為有不少音樂教室想要等司法判決結果出爐才要交版權費,目前JASRAC只有收到 10間音樂才藝班機構(共 12間音樂教室)繳交的版權費,只有佔JASRAC原訂目標的 1%。

事實上,個人音樂教室並不在JASRAC徵收樂曲使用費的範疇,但像這次有加入「守護音樂教育之會」向JASRAC提告的小林洋子,就因為在東京都內有 4間「小林音樂教室」,約有 50名老師提供近 600名學生一對一的教學,而被JASRAC視為必須要繳納樂曲使用費的個人音樂教室。

到底該不該收版權費,作詞/曲家評價兩極

面對這次的判決結果,作詞・作曲家們的看法也很兩極。

作曲家大森俊之認為,並不是所有作曲家都能靠作曲獲得足夠的收入,這次的判決結果讓作曲家能夠獲得等價的收入,是尊重音樂的判決結果。

曾替桃色幸運草Z等團體提供樂曲的音樂製作人エンドウ.認為,以營利為目的的音樂教室必須要和學校區隔開來,音樂教室與其說是「教育」,更是以商業為目的的企業,如果能提供一點點樂曲使用費用給作曲家,對於作曲家來說會很感謝。但エンドウ.也提到,他不希望這個費用最後會轉嫁到學生的學費身上,希望各個才藝補習班和JASRAC可以一起努力,找出折衷方案。

至於JASRAC會員,曾創作過新世紀福音戰士主題曲《残酷な天使のテーゼ》、偶像女團Wink《淋しい熱帯魚》歌詞的作詞家及川眠子則表示,她認同應該要徵收樂曲使用費,但像音樂教室徵收樂曲使用費就太超過了。「為了要教演奏方式,老師不彈奏的話就沒有辦法教。如果從這裡拿錢的話,就無法推廣音樂文化」,及川眠子如此說。


參考資料

  1. 音楽教室に訴えられたJASRAC、その後改正された著作権法の影響は?
  2. 「生徒は不特定多数の『公衆』」音楽教室の曲使用料徴収、JASRAC主張認める 東京地裁判決
  3. 音楽教室に勝訴したJASRAC、地裁判決は「一般常識に合致」「丁寧に説明したい」
  4. 著作権法における「一人でも公衆」理論を説明する
  5. 「音楽教室の楽曲も著作権の使用料必要」教室側敗訴 東京地裁
  6. 音楽教室での著作権料めぐる裁判 あす判決 東京地裁

承認被害者沒有同意性交,卻判加害者無罪:為什麼日本的性侵案難從刑事訴訟獲得正義?

淺談日本 2017年《刑法》修正後「(準)強制性交罪」留下的問題

目錄(點擊底線文字即可快速跳至各章節)

・百年來首次修改《刑法》性犯罪相關條文
・擴大性犯罪定義,但法律要件不變讓舉證很困難
・今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久留米判決與濱松判決:採信加害者證詞,認定加害者「不是故意的」
 。岡崎判決:長期遭狼父性虐待,卻因「可以抵抗」而判狼父無罪
 。靜岡判決:強制性交罪證不足,但其他事由獲判有罪現行的「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要件難度太高民間團體呼籲將「強制性交罪」改為「不同意性交罪」
Photo by Mihai Surdu on Unsplash

百年來首次修改《刑法》性犯罪相關條文

2017年7月,日本在《刑法》上路後 110年首次修改性犯罪相關條文,修正內容重點條列如下:

  1. 將「強姦」改稱「強制性交」,「準強姦」亦改為「準強制性交」。
  2. 修法後的「強制性交罪」從告訴乃論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罪,刑責從 3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調到 5年以上。
  3. 新增「監護者猥褻罪」(新版《刑法》第 179條第 1項)與「監護者性交等罪」(新版《刑法》第 179條第 2項)。法定監護人如果對未滿 18歲的未成年子女做出猥褻或性交行為,不論過程中是否有使用暴力或恐嚇未成年子女,都適用「強制猥褻罪」或「強制性交等罪」的罰則。
  4. 過去的「強盜強姦罪」定義上必須要「在『強姦受害女性』的『同時』強取財物」。所以如果是在強姦後才強盜,就無法使用「強盜強姦罪」,「強姦罪」(3年以上有期徒刑)和「強盜罪」(5年以上有期徒刑)合併罪只須罰 5年以上、30年以下有期徒刑。2017年《刑法》修法過後,無論「強姦」和「強盜」的先後順序為和,只要能在同一個機會下發生,就能成立「強盜行為與強制性交等罪」,可判處無期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
  5. 原本的「強姦致死傷罪・準強姦致死傷罪」改為「強制性交等致死傷罪」後,法定刑期從無期徒刑或 5年以上有期徒刑,上修為無期或 6年以上有期徒刑。伴隨刑罰上修,廢除原本刑期比「強姦罪」和「強姦致死罪」還要重的「集團強姦罪」與「集團強姦致死傷罪」。

擴大性犯罪定義,但法律要件不變讓舉證很困難

總的來說,2017年的《刑法》修正最大的特徵,就是將「強姦」改成「強制性交」。這是因為原本《刑法》第 177條將「強姦罪」定義為「姦淫女性」,受害者只限女性,而且處罰的行為只有「插入女性性器」這一種「性交」而已。所以將「強姦」改成「強制性交等罪」,除了擴大受害者範圍,不再將受害者限定於女性,處罰對象的行為也從「插入女性性器」這一種「性交」,擴大到涵蓋肛交與口交。

然而,2017年的《刑法》修正後,「強制性交罪」還是留下了「加害者使用暴力或恐嚇被害人」的法律要件。換言之,被害者必須要舉證自己受到來自加害者的暴力或恐嚇,或在當時情境下無法抵抗加害人,「強制性交罪」才有可能成立。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準強制性交罪」上:「準強制性交罪」指的是當受害者在「心神喪失、無法抵抗」加害者(例如:受害者當時醉到不省人事)的狀態下遇害,就可以告加害者「準強制性交罪」。然而,日本《刑法》並沒有明確定義何謂「被害人心神喪失、無法抵抗」,使用「準強制性交罪」吿加害者時,法庭上的論點會圍繞在「加害者當下是否能判斷」被害人當下是否處在「心神喪失、無法抵抗」的狀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Black Box》一書作者伊藤詩織就是以「準強制性交罪」吿前TBS記者山口敬之,但最後東京地檢署以罪證不足為由,不起訴山口敬之。

值得慶幸的是,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其實留了一條路:在《刑法》修正案上路後 3年(意即 2020年)必須要重新檢視這次的《刑法》修法內容,是否有其他需要調整的地方。眼見 2017年的《刑法》修正案預留了 2020年有機會再修法這條路,再加上近年來連續出現數起「對大眾認知的常理來說已經構成性侵案的案件,法院都判無罪」的消息,讓不少民間團體發起連署呼籲應盡快再度修改《刑法》中和性侵相關的條文。


今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今年(2019)3月,日本地方法院就 4起性侵案件連續做出加害者無罪判決,引發社會譁然。這 4起社會案件按照判決先後順序分別是:3月12日福岡地方法院久留米支部的「久留米判決」、3月19日靜岡地方法院濱松支部的「濱松判決」、3月26日名古屋地方法院岡崎支部的「岡崎判決」,與 3月28日靜岡地方法院的「靜岡判決」。

以下將就這 4起性侵案件的論點,分析現行日本《刑法》在審理性侵案(涵蓋「強制性交等罪」與「準強制性交罪」)時會出現的問題。

【點擊底線文字即可快速跳至以下各章節】
・今年3月連續四起性侵案都判加害者無罪
 。久留米判決與濱松判決:採信加害者證詞,認定加害者「不是故意的」
 。岡崎判決:長期遭狼父性虐待,卻因「可以抵抗」而判狼父無罪
 。靜岡判決:強制性交罪證不足,但其他事由獲判有罪現行的「強制性交罪」的法律要件難度太高民間團體呼籲將「強制性交罪」改為「不同意性交罪」

前往下一頁(繼續閱讀):久留米判決與濱松判決:採信加害者證詞,認定加害者「不是故意的」

要求跨性別職員去別層樓上廁所,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該國賠

Photo by Franck V. on Unsplash

12號,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日本政府不許一名 50多歲跨性別女性的經濟產業省職員使用女廁是歧視,要求日本中央政府賠償這名職員 132萬日圓。

可以上女廁,但要跑兩層樓

當事人出生時的性別是生理男性,從大學畢業後便以生理男性身份進到經濟產業省工作。1998年,當事人取得「性別認同障礙(GID,日文『性同一性障礙』。現應改稱為『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對應的日文為『性別違和』)」的診斷證明書,接受荷爾蒙治療。和上級討論之後,經濟產業省同意讓當事人從 2010年7月起以「女性職員」的身份工作。

然而,經濟產業省雖然同意讓當事人使用女職員休息室、女更衣室與接受乳癌健診,但如果當事人想要使用女廁,當事人必須要使用距離在自己辦公室 2層樓以上的女廁才行。經濟產業省的說法是,如果讓當事人使用和自己部門同一層樓的女廁,有可能會和其他的女性職員發生衝突,所以要求當事人使用距離自己辦公室 2層樓以上遠的女廁是「合理的判斷」。

不改戶籍性別就不能升遷?

另一方面,當事人因為健康因素,所以只有接受荷爾蒙治療而沒有進行手術。日本法律上規定,如果跨性別想要變更戶籍上的性別,必須要完成全套的跨性別手術才行。所以當事人在戶籍上仍舊是「男性」。

通常,經濟產業省每 2–3年就會進行人事異動,但在經濟產業省工作的當事人已經有 10年以上沒有接到人事異動的指令。2011年6月,當事人的上司向當事人明確講出「沒有接受跨性別手術、變更性別的話,就沒有辦法人事異動」,上司還在對話中說了「(你)一直沒有去動手術,所以是已經變回男生了嗎」這種話。

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事人決定要控告經濟產業省不讓她使用女廁和上述種種不當言行與歧視,要求政府改善待遇並求償 1,650多萬日圓。

只是想上女廁,為什麼這麼難?

在法院上,原告(當事人及其辯護律師)除了主張當事人的上司說了「沒有接受跨性別手術、變更性別的話,就沒有辦法人事異動」已經構成歧視之外,當時上司還威脅當事人「如果沒有變更戶籍上的性別欄,人事異動後就會通知新的部局(當事人)戶籍上的性別是男性,不這麼做就不能使用女廁」。當事人在法庭上表示,她在民間企業工作的跨性別朋友和職場表示想使用女廁時都沒有遇到這種情況,她明明是和經濟產業省提出同樣的要求(想要使用女廁),但經濟產業省卻完全無視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她完全無法認同。

當事人說:「我只是想要和作為女性生活的人受到平等地對待。我沒有要求說要花時間或金錢設計一個新的制度或設施,我覺得如果(經濟產業省)想要改變的話(指讓當事人使用女廁)這馬上就能做到。」

對此,經濟產業省在法院上維持一貫的主張,表示人事異動都是基於綜合考核,至於威脅要向人事異動後的新部局公開當事人的跨性別身份,都是為了要防止發生糾紛,所以必須要事先取得新部局的女性職員的諒解,才會說出如果當事人沒有變更戶籍上的性別,就會「幫出櫃」。

政府應注意而未注意,該國賠

本次訴訟案的法官江原健志在判決時指出,由於當事人的身份認同就是女性,民間企業也有複數案例讓沒有完成全套手術並變更戶籍性別的跨性別者使用符合自己性別認同的廁所,國外政府也有不少類似的案例。再者,現在社會對於LGBTQ+的同志族群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性別和身為人的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讓每個人都能以自己認同的性別在社會上生活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應受到《國家賠償法》的保護。

法官接著說道,日本政府如果只是沒有根據憑空推測讓當事人上女廁就一定會發生糾紛,威脅要幫當事人出櫃,就已經構成濫用行政裁量權,而且當事人的上司還說出「一直沒有去動手術,所以是已經變回男生了嗎」這種話,就是在否定當事人個人的性別認同。上述例證都指出政府已經疏於應注意而未注意的義務,這都已經符合《國家賠償法》的要件,國家應該要賠償當事人。

讓跨性別族群獲得勇氣的重要判決

當事人的辯護律師山下敏雅表示,這次的判決結果帶給當事人或是日本全國為此受苦的跨性別同志不少勇氣,表示法院尊重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山下敏雅也不忘提到經濟產業省的顧問律師團曾向經濟產業省提出「如果造成其他職員的不愉快,(經濟產業省)作為組織無法處理時,當事人就必須要忍耐,特別是保護女性職員很重要」的建議,正意味著經濟產業省的顧問律師團對於跨性別族群理解不足,希望今後律師界們應該重視跨性別人權問題。

專門替企業提供同志友善政策建議的NPO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Nijiiro Diversity)的代表村木真紀表示,這次的判決結果應該可以促使更多企業跟上腳步,打造對同志友善的職場環境。

至於本次判決的原告方證人大阪府立大學東優子教授則表示,在長時間工作的職場上必定會不斷地使用到廁所,這一次的判決代表職場必須讓當事人使用符合個人性別認同的廁所,而且如果因為當事人的性別認同而影響到員工升遷,這已經侵害到當事人的人權。「現在雖然說是LGBT熱潮,但希望這不要只是一時性的熱潮,而要讓社會能持續改變」,東優子如此說道。


參考資料

  1. “心は女性” 女性トイレの使用認めない国に賠償命令 東京地裁
  2. 女性トイレ制限は違法 性同一性障害の経産省職員が勝訴
  3. 性同一性障害職員、利用トイレ制限は違法 東京地裁
  4. 「女子トイレ制限」は違法、勝訴した性同一性障害の職員「アクション起こさないと変わらない」
  5. 性同一性障害の経産省職員にトイレ使用制限、国に賠償命令 東京地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