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在日本】京都花街舞妓確診COVID-19

京都最大花街「祇園甲部」遭爆 6月27日就有 2名隸屬於同一個置屋的舞妓確診COVID-19,但當時京都府只報是「2名互相認識、無職的 10多歲女性」,遲至今天才被《週刊新潮》踢爆這 2人其實是舞妓。

經《週刊新潮》記者查證,6月27日確診的「2名互相認識、無職的 10多歲女性」,其實是同屬祇園新地甲部組合底下同一間置屋的舞妓。祇園新地甲部組合表示,它們沒有要隱瞞的意思,原本就預計今天或明天才要對外公布。

由於這 2名舞妓皆屬輕症,目前她們已經出院回老家養病中。

花街沒打算公布,置屋也沒有消毒

祇園新地甲部組合表示,他們向保健所確認過「因為病毒 72小時後就會消滅,所以不需要關閉女紅場(舞妓和藝妓的教育場),也不需要請消毒業者來消毒」,所以他們在這段時間並沒有關閉女紅場,讓舞妓和藝妓可以繼續練藝。

是的,這個出現 2個確診個案的置屋,在這段時間都沒有關閉或做出任何措施,讓其他舞妓繼續在這個沒有經過消毒的環境繼續過著集體生活練藝。

祇園新地甲部組合強調,這 2名舞妓約 20幾名近距離接觸者都有去驗PCR,7月4日檢驗結果都是陰性。

祇園新地甲部組合還說:「花街有『拒絕初次來店的客人(いちげんさんお断り)』文化,不是不特定多數的客人會造訪的場所,所以可以聯絡到客人。雖然曾一度想過不要對外發表,但因為有太多人來問,所以才決定公布。」

圖非當事人!這張照片是 2015年底參加活動時拍攝的,想知道這個活動的話請參考舊文《外國人也能參加!京都「藝舞妓派對」,讓你近距離和藝舞妓喝酒玩遊戲》(現在這個活動已經結束了)

後疫情時代,花街也要新生活運動

祇園甲部是京都 5花街之一。自從 4月7日發布緊急事態宣言以來,京都 5花街就已經全面「營業自肅」,終止茶屋營業或藝、舞妓的練習。6月1日起,茶屋重新開張後,也必須要遵守新生活規則:

  1. 客人和藝、舞妓需間隔 1-2公尺
  2. 避免共用小酒杯或玻璃杯
  3. 避免需要近距離接觸的遊戲,改以閒聊或欣賞表演為主

理論和現實是兩回事

然而,不願具名的祇園甲部業者表示,上述這些規則根本不可能遵守:「怎麼可能在客人面前說『因為COVID-19所以不行(コロナですからできまへん)』」。如果藝、舞妓被叫去坐檯,桌上那些酒器到底是誰喝過的根本就不知道,就曾聽過有藝、舞妓說:「我還不想死」。

該名祇園甲部業者接著說到,舞妓的置屋和酒店很不一樣。酒店小姐下班之後就各自回家,舞妓們則是一起住在置屋,集體生活本來就很容易將傳染病擴散出去。舞妓的家長把孩子托給置屋照顧,置屋當然要負起全責照顧舞妓。雖然現在已經不像過去是把孩子賣到置屋,但在置屋這種環境裡,舞妓們如果身體不適,也不敢說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是要讓家長怎麼安心把孩子托給置屋照顧?


參考資料

  1. 京都「祇園」の舞妓2人がコロナ陽性 遅れた公表、関係者は「ホストクラブよりあかん」
  2. 京都・祇園の舞妓2人が新型コロナ感染 感染経路不明、濃厚接触者20人は陰性
  3. 京都 祇園の舞妓2人 6月下旬コロナ感染 すでに退院も経路不明
  4. 京都・祇園の舞妓2人がコロナ感染 感染経路不明

【武漢肺炎在日本】記者會鬧雙包,專家會議受盡委屈全都錄

COVID-19防疫對策專家會議大改組

24號,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兼COVID-19對策大臣西村康稔在記者會上宣布,將廢除既有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専門家会議,以下簡稱「專家會議」)」,並在既有的「新型流感等對策有識者會議(新型インフルエンザ等対策有識者会議,以下簡稱「有識者會議」)」下新設「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分科會(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分科会,以下簡稱「分科會」)」。

有識者會議是今年 3月《特措法》修法前,早在 2012年就成立的組織。在有識者會議下新設的COVID-19分科會將由傳染病專家、地方自治體與風險溝通專家共同組成,預計將於 7月上旬召開第一次會議。

組織改組,但方向不變

記者會上西村康稔表示,先前的專家會議是在《新型インフルエンザ等対策特別措置法(以下簡稱「特措法」)》修法前的 2月14日成立,並設置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本部(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本部)底下。然而,這個專家會議並不是一個具有法律基礎的組織,使得專家會議的角色難以定位。這段時間以來,外界對於政府與專家會議之間曖昧不明關係有所質疑,並批評日本政府將COVID-19防疫相關政策的決策全部推給專家會議的成員,要專家會議的成員對外負責,讓專家會議的成員蒙受委屈。

為了要符合《特措法》的架構,故廢除既有的專家會議,成立新的組織。西村康稔強調,雖然組織結構有所改變,但並不會改變既有的方針,政府依舊會聽取專家建議,並繼續朝著防止疫情擴散並確保經濟活動的方向努力。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無法用科學數據判斷的國家防疫目標,醫界出身的前新潟縣知事米山隆一來開講

組織改組沒有先和當事人說?!

組織改組這件事情本身不是太大的問題,畢竟這本來就是身兼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與COVID-19對策大臣西村康稔的權限範圍內,這次的組織改組也可以被解讀成是《特措法》修法之後,為了要符合新的法律而做的調整。然而,問題就出現在西村康稔召開記者會的同一時間,專家會議的成員也在別處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應該要將專家會議的角色定義清楚。

在專家會議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反應西村康稔在同一時間已經宣布要廢除專家會議,並成立新的組職了。當時在台上的專家會議副座長尾身茂一臉茫然地說:「現在,大臣發表了那些話嗎?!」「我不知道這件事」

從日本記者俱樂部記者會 1:23:05開始,可以聽到《朝日新聞》記者發問說,剛剛西村康稔宣布要廢除專家會議,成立新的分科會,想知道今天記者會的重點一直都在講未來專家會議的方向,所以今後是這個專家會議會改為分科會,還是在台上的各位事前並不知道這件事。接著就可以看到專家會議副座長尾身茂一臉茫然地說:「現在,大臣發表了那些話嗎?!」「我不知道這件事」

專家會議是什麼?

說到這個專家會議,是在《特措法》修法前設置在政府對策本部底下,由 12名公共衛生或傳染病專家共同組成,提供政府醫學專業建議的組織。然而,《特措法》在修法的時候並沒有定位這個專家會議所扮演的角色,更正確來說,《特措法》修法後根本找不到對應的法條,讓這個專家會議的角色一直備受質疑。

從提供政府建議的專家,變成全民的專家

原本專家會議的角色應該是提供日本政府,從醫學角度上該如何看待目前的疫情狀況,以及今後該如何規劃防疫政策的建議。換言之,這個專家會議的對象應該是日本政府,但在這段時間以來,專家會議對外召開了 10場記者會,呼籲民眾「避開三密空間(密閉、人群密集、和他人密切接觸)」、「大型連假期間『線上回家』就好」,與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應展開「新生活運動(新しい生活様式)」等。

專家會議的成員頻繁召開記者會,媒體曝光度高,再加上專家會議在記者會上說的內容,幾乎都和後來的政策走向一致,就會讓民眾覺得政府這一連串的政策都是聽信專家會議的說法。一旦事後回過頭來檢視這些政策,發現這些政策不夠完善,民眾的批判對象就會指向專家會議,日本政府在這個時候又不敢出面承擔政治責任,最後就會讓專家會議背黑鍋。

24號這一天,專家會議召開記者會就是要說這件事——專家會議的成員不想再承擔這些和民眾對話的工作,希望可以將專家會議的定位回歸到「給政府施政上的提案」。

雞婆一點想和大眾溝通,沒想到卻造成反效果

24號的專家會議記者會上,只有專家會議座長脇田隆字、副座長尾身茂副座長和岡部信彦 3人出席。他們表示,考慮到COVID-19疫情是前所未有的狀況,所以除了提供政府建議與防疫對策之外,他們認為應該要更積極地在當天直接和民眾對話,在鏡頭前解說目前疫情現況,以及今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要採取的新生活模式。

然而,這麼做卻出現了他們當初沒有預期到的反效果——民眾覺得政府的政策都是聽從專家會議的指示,再加上專家會議提倡的新生活模式(例如:避開三密空間、減少和他人接觸)已經侵犯到民眾的日常生活,有民眾反而因此提高對專家會議的戒心。脇田隆字便說:「減少八成接觸、營業自肅等對策,已經侵犯到生活層面,影響特別大。」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 自肅要請沒效!?大阪府專家會議用數據開嗆

所以專家會議的成員希望,未來能讓專家會議回歸到提供政府建議的本質,讓專家只須負責分析現場狀況,並交由政府做決策,讓政府負擔決策的政治責任,以及風險溝通管理的工作。

專家會議的成員在記者會表示,至今以來專家會議發表的建議,雖然會和政府方面交換意見,但從來沒有因為受到政府的要求就改變文字或說法的情況,強調專家會議一直以來都是確保中立、獨立運作的組織。

記者會後半,聽到記者說西村康稔剛宣布要成立新科會一事,副座長尾身茂表示,他們召開這場記者會前,有先去和政府打聲招呼,但詳細的事情並不清楚。

決策過程應公開透明,才能釐清責任歸屬

面對政府突如其來宣布廢除專家會議,並將新設新組織的窘境,專家會議的成員表示,雖然在記者會上表示自己並不知道政府要將他們解散,也不知道接下來將成立的新組織會是什麼樣的模式,這一切都交由政府做決定。同時,專家會議也呼籲,希望今後新的組織在角色定位上可以更明確,並加入熟悉經濟、社會問題的專家,讓各領域的專家進行討論,最後由政府做政治判斷。人才,並有擅於風險溝通管理的人才加入,由政府主導和民眾的對話,而非單方面地政策宣導。3人也說到,政府應明確地和大眾解釋最後做出這些政治判斷的理由,並確保整個決策過程公開透明,這樣才能釐清責任歸屬。

專家會議的這些說法,其實也和同一時間西村康稔在記者會上的說詞不謀而合。今後將成立的新的分科會預計召集公衛專家與地方自治體首長、風險管理專家(目前成員尚未確定),除了監測疫情走向之外,檢測方式、疫苗接種、該如何防範下一波疫情,與該如何調配市民生活或經濟活動的平衡,都將是分科會的討論範圍內。

另一方面,早前傳出專家會議只有做會議概要,沒有留下發言人姓名及完整文字稿的原因,是政府單方面的決定,專家會議的成員並不介意留下書面逐字稿的爭議。西村康稔表示,今後新成立的分科會也會和專家會議一樣,只製作會議概要,但會明確寫出發言人姓名及發言內容。


參考資料

  1. 新型コロナ専門家会議を廃止 分科会新設へ ワクチン接種のあり方や第2波対策議論
  2. 専門家会議を廃止、新たな会議体を設置へ…西村経済再生相
  3. 提案のつもりが政策決定と思われ… コロナ対策専門家会議が陥ったジレンマ
  4. 専門家会議廃止、新組織へ 「政府との関係明確に」 メンバーが振り返り、提言
  5. 「今、大臣がそういう発表をされたんですか?」 廃止される専門家会議について、尾身副座長が語ったこと

【武漢肺炎在日本】 自肅要請沒效!?大阪府專家會議用數據開嗆

近日,大阪府召開緊急事態事態宣言解除後,首次的COVID-19對策本部專家會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策本部専門家会議)。這次的會議首度邀請到大阪大學核物理研究中心(核物理研究センター)的中心長中野貴志教授與京都大學病毒・再生醫學科學研究所(ウイルス・再生医科学研究所)准教授宮澤孝幸出席。中野貴志教授在會議上指出:「外出自肅(要民眾盡可能不要外出)或休業要請(呼籲店家暫停營業)對於抑制疫情過大沒有效果」,成為話題。

吉村洋文:「(3月28日之後)疫情過了峰值,那要求民眾外出自肅(對疫情)有影響嗎?還是沒有影響?」

中野貴志:「從數據上來看,兩者沒有關係。」

吉村洋文不死心地再問一次:「緊急事態宣言或營業自肅,(對緩解疫情)一點效果都沒有嗎?」

中野貴志:「我認為沒有。」

日本的疫情也是分兩波

中野貴志將「近一星期內的感染者數」和「累積感染者數」的比值定義為K值,利用K值隨時間的變化,即可看出疫情是否收束中。

關於K值的研究和分析,請點此參考大阪大學的網站。
關於K值的研究和分析,請點此參考大阪大學的網站。

根據中野貴志和宮澤孝幸的分析,日本的疫情也和台灣一樣分成第一波和第二波。第一波指的是源於中國的疫情,日本大約在 3月上旬時第一波疫情逐漸收束。然而,3月起歐洲爆發疫情後,來自歐洲的感染者進到日本,引爆第二波疫情。如果單看大阪府的數據,大阪府最多確診患者的日期是 4月1日的 67人與 4月3日的 69人,中野貴志和宮澤孝幸推測大阪府的感染高峰期應落在 3月28日,在那之後大阪疫情趨緩。中野貴志指出,3月28日是疫情高峰,是來自歐美的境外移入的第二波疫情導致的峰值,不能歸因於日本國內民眾在 3連休的時候玩太HIGH太鬆懈。

編註:在台灣,因為我們都有追每一個確診個案的感染源,分析是境外移入還是國內感染,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疫情有兩波:三月前來自中國的第一波疫情,和三月開始來自歐美的境外移入。然而,日本政府除了一月到二月上旬還會公布是境外移入或國內感染之外,到了二月下旬或三月之後,因為疫情變化太快,就沒有在分析這些數據,只有每天公告最新確診人數與死者人數而已。

所以在日本,三月之後新聞上公告的數據只有新增確診病例的總數,並沒有分是境外移入或國內感染,就連我也是到最近才知道日本三月的疫情主要是來自歐美的境外移入。也就是說,日本的疫情也和台灣一樣分成第一波和第二波。

然而,目前日本主流媒體、政治人物或是網路輿論在談論日本疫情的時候,一般在講的「第二波疫情」不是指三月來自歐美的第二波境外移入,而是緊急事態宣言解除之後的「現在」。最常見的例句就是:「在緊急事態宣言解除之後,大家還是不能掉以輕心,以防第二波疫情再度爆發」。基本上看到日文提到「第二波疫情」,一定要注意這個詞的前後語意。

就我個人觀察,多數情況日文的「第二波疫情」指的都是緊急事態宣言結束之後,也就是將緊急事態宣言當作分界線,分成第一波和第二波。只有當相關的專業人士在批判日本的防疫政策、日本現在的輿論風向時,就會以「真正的第二波疫情是三月來自歐美的境外移入⋯⋯」當作起手式,強調自己的「第二波疫情」定義和現在主流的說法不同。

從數據上來看,日本防疫政策無助於緩解疫情

對此,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在會議中詢問中野貴志:「在第二波疫情峰值過後,要求民眾外出或營業自肅有效嗎?」中野貴志明言:「從數據上來看沒什麼關係。如果歐美的話,(政府)推出防疫政策後可以從K值看出變化。但從大阪的K值變化來看,(防疫政策)和K值變化無關的推論比較自然。」中村貴志也提到,大阪府在 3月時呼籲民眾不要往來大阪和兵庫之間,大概也沒有太多成效,因為這些政策都和疫情收束並沒有直接相關。

吉村洋文接著問:「(北海道大學的)西浦博教授在 4月15日的時候說(日本國內死者)有可能破 40萬人,這你怎麼看?」中野貴志則答道:「我覺得(西浦教授的推測值)太扯,但是我不覺得這次採取的防疫政策有錯。雖然從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做得有點太超過了,但如果反過來責怪當時的做法,這就不對了。最重要的是要能冷靜地觀察數據變化。」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無法用科學數據判斷的國家防疫目標,醫界出身的前新潟縣知事米山隆一來開講

雖然這場專家會議主要是針對大阪的疫情進行分析,中野貴志指出:「大阪疫情收束的速度和日本全國平均非常接近」,日本的疫情變化主要是自然減少,並沒有發生像歐美一樣的大規模感染爆發(overshoot),強調日本政府在疫情已經開始收束才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緊急事態宣言對於疫情趨緩來說「效果很有限,沒有必要暫停經濟活動,就算暫停經濟活動也擋不了疫情」。

中野貴志認為,中央政府主打「減少八成人際互動」做得太誇張,甚至連「(觀眾)沉默不用說話的電影院都管制,這太奇怪了」,但中野貴志也有說,像是卡拉OK店這種即使戴上口罩也很容易有飛沫感染風險的地方,要求暫停營業是有效的。

自肅要請到底有沒有效?暫時不會下結論

中野貴志的這番發言被媒體封為「自肅要請不要論(自粛要請の不要論)」。然而,和中野貴志同樣是大阪大學教授,更是大阪府專家會議座長的朝野和典並不完全認同中野貴志的論點。朝野和典以東京為例,指出目前已知東京的群聚感染很多都和「伴隨接待的飲食業(編註:摸摸茶之類的風俗場所)」有關,所以要求業者暫停營業確實有助於阻斷群聚感染的發生,主張要求業者暫停營業確實有助於防堵下一波疫情襲來。在會議的最後,身為做長的朝野和典表示,關於自肅要請和休業要請到底有沒有效,需要聽更多方的意見,經過更多討論,表明在今天的會議上並不會對此作出結論。

在這次的會議結束後,吉村洋文表示將會重新檢討這段時間的政策,作為未來如果疫情再度擴大時的防疫措施。


參考資料

  1. 休業要請はやりすぎた?吉村知事「検証を」 座長は異論
  2. 営業自粛は効果なかった?大阪府独自の専門家会議で議論…『大阪モデル』を修正へ
  3. コロナ収束に自粛は関係なかった、大阪の専門家会議で明言
  4. 大阪モデルの「過剰な要請は不要」だった? 指摘を受けた吉村知事は…

【武漢肺炎在日本】各地COVID-19死者定義不一致,與被遺忘的超額死亡

離奇身亡案例層出不窮,疑似感染者卻不給驗

自從COVID-19疫情發生以來,日本就不時傳出獨居人士在家身亡,警方以「変死(編註:從警方發現死者時當下的環境狀況,初步研判不是自殺或他殺,但尚未找出確切死因的事件,警方那邊就會先在死者的死因上註記「変死」,意指奇怪、有疑慮的死法)」處理,事後發現是感染COVID-19的患者;或是已經確診COVID-19,但因為症狀輕微被要求在家休養,結果病情急轉直下,在家身亡的案例。這是因為,日本最初的防疫政策「建議」一般民眾如果在家發燒超過 4天以上,應主動聯繫保健所。如果各地保健所沒有積極採驗,而是遵照厚生勞動省的「建議」,認為一定要符合厚生勞動省的「建議標準」才能檢驗的話,就會漏掉很多疑似案例。這也是日本在防疫上一直為人詬病的一點:PCR檢查的陽性率太高,PCR總檢驗數太少。但日本輿論至今仍有一派認為,不應該擴大PCR檢驗,這樣會造成檢疫人員和醫療人員的負擔,導致「醫療崩壞」。

關於日本PCR檢查的爭議,請參考舊文《【武漢肺炎在日本】無法用科學數據判斷的國家防疫目標,醫界出身的前新潟縣知事米山隆一來開講

更糟的是,日本法醫病理學會(日本法医病理学会)指出,當有法醫懷疑手上處理的大體很可能是感染COVID-19,希望可以替大體進行PCR檢查時,卻遭保健所拒絕。上述這些情況,通通都會影響到日本的COVID-19死者數,讓很多其實是因感染COVID–19而死的患者,沒有辦法被統計到日本的COVID-19死者總數中。

單月死亡人數高於歷年平均,出現超額死亡

12號,東京都發表了今年 4月不分死因的死者總數,共有 1萬107人破 1999年以來的 4月紀錄。不僅如此,東京都 3月的不分死因的死者總數也是歷年最高,如果將東京都今年 3月+4月的死者總數,和近 5年的 3月+4月平均值相比,就會發現東京都今年 3月+4月的死者總數比平常多了 1,481人,出現「超額死亡(日文:超過死亡)」的現象。另外,根據《日本經濟新聞》比對戶籍資料的單獨調查,發現日本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 4月,共有 11個都府縣發生「超額死亡」的現象。

小補充:超額死亡(excess mortality)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名詞解釋,超額死亡指的是:「暴露於某種有害因子的死亡數減去在一般環境背景值下所造成的死亡數,由此可得知因暴露該有害因子而增加的死亡數,當作環境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影響的一項重要指標。」

以COVID-19來說,在疫情期間內發現死亡人數比平常這個時期的死亡人數平均值(也可以看死亡率)還高出很多,就可以合理推測在這段期間內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出現COVID-19這種新的疾病),才會讓死亡人數(或死亡率)暴增。

如果將東京都今年 3月和 4月的情況分開來看,東京都今年 3月不分死因的死者總數為 1萬 694人,4月為 1萬 107人,對應到近 5年的 3月和 4月平均死亡人數分別多了 423人和 1,058人,如果換算成每 10萬人的死亡人數(就可以消除因為人口變動造成的影響),3月的話每 10萬人多了 905人死亡,4月每 10萬人多了 882人死亡。一年當中死亡率較高的 2月,今天也打破 1999年以來的紀錄。

東京都今年 3月+4月官方發表的COVID-19死者人數只有 119人,1,481人的這個數值已經是官方公布的COVID-19死者人數的 12倍。在爆發大規模感染的歐美各國紛紛將「超額死亡」當作COVID-19實際感染情況指標的同時,日本也應進一步分析「超額死亡」的現狀。

20年前的老系統,一直都有計算肺炎死亡人數

如果要進一步分析這次數據的意義,必須要先認識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的「流行性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インフルエンザ関連死亡迅速把握システム)」。

這個系統是感染症研究所在 20年前設立的,它會每週收集來自日本 21個大都市的保健所的資料,統計出這 21個大都市因「流行性感冒」或因「肺炎」而死的病例總數。透過長期追蹤這 21個大都市的流行性感冒死者數和肺炎死者數,就可以即時掌握流行性感冒的疫情狀況。

「流行性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之所以會統計肺炎死者數,是因為有不少高齡者感染流行性感冒後,很容易併發其他症狀,最後因引發肺炎致死。所以這套「流行性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從設立之初,就有統計肺炎的數據,就怕漏掉這些其實是因為感染流行性感冒,但死因是肺炎的病例,而非因為這次的COVID-19才追加統計肺炎總數。

沒有發生流行性感冒,卻異常多人因肺炎而死

這次外界注意到的是「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上東京都的數據。今年因為暖冬再加上大家可能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有做好防疫工作,所以今年東京在 1–2月流行性感冒並沒有流行起來,今年的流感患者數只有前年同一時期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已。然而,東京都在今年 2月24日到 3月29日這段時間,因肺炎而死的人數急增。

江戶川大學的隈本邦彦解釋道,每年因流感或肺炎而死的數值都會有所變化,所以在「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系統上會有一條綠線代表從過去的數據當中,預測死者數的基礎值,在綠線之上會有一條紅線,代表統計誤差的閾值( threshold),只要實際狀況超過紅線數值,就代表出現「超額死亡」。隈本邦彦接著說道:「所以今年肺炎死者數之多,並非偶然發生的狀況。而且這個狀況還連續 5週,每週都多了 20人以上。」

根據「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這次發表的資料,東京都從第 9週(2月24日~)約多了 20人左右死亡,在那之後一直到第 13週(~3月29日)每週都多了 20–30人因肺炎而死,累計起來 1個月內就多了 100人因肺炎而死。東京都官方發表的 3月COVID-19死者數,也才只有 8人而已。

圖為國立感染症研究所 2020/5/24公布的東京 2019/2020季的「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資料。
圖為國立感染症研究所 2020/5/24公布的 21大都市 2019/2020季的「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資料,在「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網站上可以看到這 21個大都市個別的統計資料

明明可以提早發現,為什麼沒有人注意到?!

江戶川大學的隈本邦彦指出,明明今年流感沒有大流行,東京都卻從 2月下旬起每週都有 20例「超額死亡」的狀況。理論上,2月下旬發現有這樣的狀況,2週後(3月上旬)就可以從「流行感冒關聯死亡迅速把握系統」上注意到,這時候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或厚生勞動省的專家會議應該就要發現這件事情,「東京的狀況很有可能不妙」,要求擴大PCR篩檢,這些應對措施都是可以提前做好的。

本身是一名醫師也是媒體人的富家孝評論道,看到東京都出現「超額死亡」的狀況,一般都會覺得是因為COVID-19引發的肺炎致死吧!況且在這個時間點就有報導在講,警方初步研判是「変死」的遺體,最後發現是COVID-19患者的例子少說有 10例以上。東京都 2月和 3月的時候還沒什麼在驗 PCR檢查,沒驗的話當然不會把這些數字算進COVID-19死者人數裡,這些實際上很有可能因COVID-19引發肺炎而死的人,很可能都被當成COVID-19以外的原因致死了。

下一頁:COVID-19死者定義,日本各地竟不同

【武漢肺炎在日本】關於東京警報(東京アラート)雜感

作為大阪府民,其實沒什麼在關注關東的事,也不太會越界去聊東京怎樣。所以隨手寫寫大家隨意看看。

就在剛剛(2020/6/2 晚間 21:45),東京都正式發布「東京警報」。這是東京都首度發布「東京警報」,但這個「東京警報」沒有什麼效力,最直接的改變大概是東京都廳還有彩虹橋打上紅燈吧(?)

▍東京警報是什麼?

總的來說,這個「東京警報」就有點像大阪的「大阪模式(大阪モデル)」。我覺得要說「東京警報」是「大阪模式」的拷貝版也不為過,在時間上東京都確實是在大阪府提出「大阪模式」概念之後,才推出「東京警報」。

「大阪模式」的判斷標準是看:

  1. 和前一周相比,無法追蹤感染源的新增確診患者人數占比有下降(比值小於一)
  2. 近七天無法追蹤感染源的新增確診患者平均人數不到 10人
  3. 近七天新增的PCR檢測陽性率不到 7%
  4. 重症病患所需的重症病床使用率不到 60%

上述四點通通都有達到標準的話就是 🟢綠燈🟢,有一兩項沒有達到就是 🟡黃燈🟡,最慘的情況就是 🔴紅燈🔴。但大阪自從 5月5日發表「大阪模式」以來,沒有閃過紅燈。

關於「大阪模式」的介紹,請參考《【武漢肺炎在日本】日式封城下,唯一超前部署的大阪方式》及《【武漢肺炎在日本】無法用科學數據判斷的國家防疫目標,醫界出身的前新潟縣知事米山隆一來開講》一文最末段的補充。

「東京警報」則是看:

  1. 當天新增確診人數不到 20人
  2. 新增確診病例當中,無法追蹤感染源的比例不到 50%
  3. 以周為單位,當周新增確診人數比前一週來的少(比值小於一)

但除了上述三個指標,「東京警報」還會綜合判斷

  • 重症患者人數
  • 醫療資源負載量
  • PCR檢查的陽性率
  • 疑似確診病例的諮詢案件數

等四個指標,經過專家判斷之後,再決定是否要發布「東京警報」。

東京都在 6月2日首度發布「東京警報」,正是因為東京都當天(6/2)新增 34起確診病例,是久違 19天後再度出現一天新增 30起以上的COVID-19病例。這 34起病例當中,有 12起目前還沒有查出感染途徑,有 8起是和夜生活有關,13起則是發生在小金井市武藏野中央病患的院內群聚感染。

關於夜生活為何會成為政府眼中的破口,以及在疫情下性風俗產業是如何一再成為話題,請參考舊文《【武漢肺炎在日本】夜生活恐成防疫破口?補助金唯獨不給黑道和風俗業》及本週新上線的Podcast第 2集《PODCAST#02|日本搞笑藝人岡村隆史失言惹議,看性風俗產業如何一再被污名》。至於院內群聚感染的狀況,請參考《【武漢肺炎在日本】常作為日劇開場白的「醫療崩壞」即將在現實上演》一文。

▍不要忘了還有「日本模式」

總之,「東京警報」本質上有點像「大阪模式」,就是一個用來告訴民眾目前疫情並不樂觀的標準。只是,「東京警報」目前看起來只有 🔴紅燈🔴(關於這部分東京都之前都沒有詳細說明過),不像「大阪模式」弄得像紅綠燈一樣,還有名稱上刻意取叫「東京警報」,還和大阪的「大阪模式」做區隔。

但不要忘了,除了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的「大阪模式」、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東京警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要刷存在感,也自己創了「日本模式(日本モデル)」一詞。「日本模式」在概念上和「大阪模式」、「東京警報」完全不一樣,總結一句話就是安倍晉三在宣布要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時候,為了在記者會上作秀炫耀政績刷存在感與煽動民族情緒,而創的詞。

▍沒人懂的「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這個詞的用法,就是把日本和歐美國家的疫情相比,就會得出「日本沒有發生像歐美各國那樣疫情大爆發,日本做得很棒」的結論。安倍晉三就稱,這是日本的成功,日本成功地以「日本模式」戰勝疫情,不需要像歐美那樣封城,就可以控制住疫情,而且日本的COVID-19死亡率很低。

這句話聽在台灣人耳裡應該會覺得你在講什麼鬼話,什麼「日本模式」戰勝疫情(黑人問號)。但事實上真的沒有人懂「日本模式」到底是什麼,就連安倍晉三會講出這種話,也是因為他找不到一個可以解釋日本為什麼在「很寬鬆的日式封城」下,就可以讓疫情趨緩,所以就瞎掰出一個「日本模式」,說這一切都是「日本模式」的功勞。


▍防疫國族主義的形成

翻開非日本媒體的「外媒」各大報,老外看日本得出的結論也都是:「不懂為什麼日本可以壓著疫情」。日本人其實也搞不懂到底是為什麼,但既然「日本在防疫上做得比歐美好」,就一定能找出某些日本特有的因素,才能導向「日本防疫成功」的結果。在此必須強調,在COVID-19疫情下,各國都在塑造屬於自己的「防疫成功」故事,順勢強化國族主義的認同感。台灣有「防疫國家隊」的文本,印度有「印度人都吃咖哩所以免疫力很高不怕疫情」的文本,安倍晉三隨口講出的「日本模式」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有一套屬於「日本防疫成功」的文本。

然而,沒有人知道「日本為什麼可以壓著疫情(這句話大概只有在「日本和歐美相比」的條件下才會成立)」,所以講什麼都可能是對的,反正只要符合「日本和歐美不一樣」的條件,都有可能是「日本防疫成功」的關鍵。在「日本防疫成功」的故事裡,最常見下列這幾種論述:

(一)醫療現場人員很努力

但刻意不提,也沒有人在討論,日本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院內群聚感染。日本會有這麼多院內群聚感染,初期的因素就是醫療現場人員太大意,現在的狀況則是防護用品不足。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價格爆貴品質又差,中央統籌分配的消毒水被罵爆

(二)日本人很守規距,政府說要減少八成人際互動,不重要不緊急就不要外出,大家都有做到

實際情況是八成這個數字根本就是天方夜譚,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到這個程度。再來是在這套論述當中,都會刻意避談「自肅警察」的存在——就是一群閒在家裡沒事開始獵巫,到處亂檢舉別人外出or店家開門做生意的人。這些人會知道別人外出or店家有開,他自己不就已經先出門了!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無法用科學數據判斷的國家防疫目標,醫界出身的前新潟縣知事米山隆一來開講

(三)日本人的衛生習慣很好,都會戴口罩、勤洗手、進出室內會拖鞋⋯⋯

啊這不是多數亞洲國家的共通點嗎,而且在我看來台灣社會普遍做得比日本好啊!大家都會戴口罩,進出商家的時候都是店員會主動幫忙量體溫、幫忙噴酒精消毒,這在日本看不太到。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常作為日劇開場白的「醫療崩壞」即將在現實上演

▍找專家背書的「日本模式」

上述這三種論點,是一般民間或是社論上常見的說法。日本專家會議則在 5月29日晚間的記者會上舉了下列幾個可能因素,作為「日本防疫成功」的原因。

(一)所有人都有健保,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尋求高品質的醫療

但其實這一次有一派的聲音在講,就是因為日本最近大砍醫療資源的預算,調整醫療體系的架構,才會讓這次病床數不足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樂天推出PCR快篩包被罵爆,日本檢疫出了什麼事?

(二)日本全國都有保健所,公共衛生水準很高

啊這一次不就是因為想要驗PCR都要經過保健所這關,一堆看起來病情已經很重的都不給驗,還有檢驗結果要用傳真機傳給保健所再傳給地方政府,傳真機塞爆導致統計出包嗎!

延伸閱讀:《【武漢肺炎在日本】PCR陽性率各地統計方式皆不同,數據只能參考用

(三)國民的衛生意識很高,也很配合改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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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期發現來自中國的第一波疫情,還有防堵來自歐洲的第二波疫情

關於這點,在台灣的大家應該都很清楚疫情初期都是來自中國境外移入,大概到三月初歐洲爆發疫情後,就有第二波來自歐美境外移入的疫情。但這件事情其實在日本並沒有特別報導,應該說是沒有在報導,我認為多數日本人應該不知道日本國內的疫情其實也是有兩波境外移入。因為日本只有在最一開始(一月)會講是來自中國境外移入個案,但自從出現社區群聚感染,追不到感染源,基本上就沒有在報是境外移入或國內感染的了(除非你上網翻新聞稿)。而且日本這個時候敢說自己早期發現來自中國的疫情,真的是臉皮很厚。我印象中沒有錯的話,日本到三月中都還只禁止中國少數省份的民眾入境日本呢。

這張照片是我 3/23回到日本時,在關西空港內拍下的告示版。當時訊息一直在更動,看板製作來不及,就會發生地圖標示的範圍和文字不符的狀況。例如:最右邊那個看板,原本只有紅色範圍的省分禁止入境,當中國和韓國被列為全境禁止入境時,地圖還是使用舊版有特別標出幾個省份的圖。

(五)日本的群聚(cluster)對策很有成果

日本專家會議副座長的尾身茂在 5月29日晚上的記者會說,日本的群聚對策和其他國家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日本在疫調的時候會「回溯感染源」——當其他國家發現新確診個案,只會去驗短期內曾和這個新個案有過近距離接觸的人,也就是往下找這個確診個案可能傳染給誰,但不會往回去找他可能是被誰傳染的。尾身茂還很自豪地強調,日本往回追感染源是很有方法的,這一切都有賴保健所一直都有在追結核病患者的感染源,所以對疫調流程很熟悉。他還大言不慚地說,正因為日本和其他國家相比抓到更多的群聚感染,所以日本才能早期發現這些群聚感染的共通特徵就是「三密(密閉、人潮密集、人和人密切接觸)空間」,並呼籲民眾避開「三密」這種感染風險很高的場所,就能防範於未然。

看到這段話真的是讓人很傻眼。日本疫調會回溯感染源,台灣也在做啊,而且台灣做得更好更快。日本最初的本土案例感染途徑追超久,就是因為疫調交給地方政府做,日本鄰近縣市的互動很頻繁,前面幾個本土案例都有跨縣市跑,就浪費了很多天在那邊「業務聯絡」。厚生勞動省是到後期才組成「群聚(cluster)對策班」,協助地方政府調查群聚感染,而且還是已經爆發群聚感染之後,才派「群聚對策專家」支援現場疫調。我也不懂他們怎麼能夠很自豪地說,因為日本抓到更多群聚才可以找出感染風險高的場所共同點,空氣不流通的密閉空間、民眾近距離接觸沒有戴口罩,本來感染風險就比較高啊!這種事根本就不需要先抓到很多群聚感染才會知道。

▍不要再妄想今年可以來日本玩了,好嗎!

總之,「日本模式」就是一個上行下效、上面的人講出了「日本模式」這個詞,底下的人就要幫忙各種找理由,佐證「日本模式」的存在,而這就是日本現在進行中的「日本防疫很成功」的劇本。

「日本防疫很成功」這句話,真的是只能建立在「和歐美國家相比」才能成立。我總覺得,日本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眼裡只有歐美,只會和歐美比,而沒有看到同樣是太平洋亞洲的國家,泰國、新加坡、台灣、南韓都做得比日本好!不跟好的比,往下比爛還敢大聲就算了,大家講出來的「日本防疫很成功」的原因,很多都是亞洲共同點,完全看不出來「日本模式」到底是特別在哪裡,真的只有一個「謎」字可以形容。

「日本怎麼了?」

這句話大概是從日本疫情爆發以來,台灣人很常問的一句話。這句話同時帶有擔心、驚訝和關心的情緒在,正因為在大家心中,日本是一個在醫療體系上走在很前面的國家,自然就會對它寄予更高的期待,覺得日本在亞洲國家裡面應該要做得不錯。結果在COVID-19的疫情下,日本在防疫上的表現,根本就不在亞洲的前段班裡,這樣的反差真的會讓人更加失望。

我不在乎日本首波解除入境禁令的國家有沒有台灣,現在距離可以來日本觀光的時間還早得很,拜託不要再妄想可以在今年內來日本觀光了!連留學簽證都還沒有解禁(第一波開放對象竟然是商務人士,學校都開學了留學生來不能入境到底是怎樣),怎麼可能會輪到觀光簽啦。


參考資料

  1. 東京 新たに34人感染確認 「東京アラート」出す方向で調整
  2. 「コロナ収束は日本人のマジメさや清潔さのお陰」という勘違いの恐ろしさ
  3. 「日本はなぜ死亡者数が少ないか」専門家会議が挙げたいくつかの要因
  4. なぜ日本のコロナ死亡者数は少ない? 今後の対策のためにも冷静な分析が必要だ

【武漢肺炎在日本】PCR陽性率各地統計方式皆不同,數據只能參考用

PCR檢測陽性率是判斷COVID-19疫情狀況的重要資訊,然而,日本的PCR檢測結果一直為人詬病,質疑日本是不是在蓋牌?日本是不是驗太少,所以陽性率才這麼高⋯⋯?這些質疑並不是空穴來風,畢竟日本在PCR檢測上風波不斷,不僅無法即時公布最新資訊,就連PCR陽性率的計算方式都沒有全國統一!日本各地方政府的PCR陽性率計算方式不同,上呈給中央(厚生勞動省)的資訊也就沒有辦法綜合來看。

各地的PCR檢測陽性率分母竟然不一樣

總的來說,PCR檢測陽性率,就是所有檢測的人當中驗出陽性的比率有多少。理論上照這句話來看,PCR檢測陽性率就是要計算「所有檢測的人」檢測結果的陽性率,所以分母當然就是要放「所有檢測的人」。然而,日本有些地方政府在計算PCR陽性率的時候並非如此。

這個現狀就連厚生勞動省專家會議的尾身茂副座長都看不下去,在 5月1日的記者會上要求政府應該要提供「正確的分母」數據,如果沒有「正確的分母」就沒有辦法靠PCR檢測陽性率來掌握疫情狀況。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雖然在 8號的記者會上說:「陽性率是重要的資料,希望都道府縣配合調整」,但厚生勞動省至今沒有制訂出一套全國統一的PCR陽性率計算標準,沒有辦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即時提供計算PCR陽性率所需要的資料,只以一句「知道都道府縣現在很忙,所以沒有辦法即時報告現況」作結,讓PCR檢測陽性率的計算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PCR檢測陽性率的「分母」問題出在哪?

目前日本各地可以進行PCR檢測的機構可以分成:

  1. 國家機構(例: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檢疫所等)
  2. 地方公家機構(例:地方的衛生研究所、保健所等)
  3. 民間機構(例:民間檢疫公司、大學、醫療機構等)

有些地方政府在計算PCR陽性率的時候,只會統計公家機關檢驗結果,而不將在民間機構檢測的結果納入PCR陽性率的計算當中,就會為讓PCR檢測陽性率的分母不一致。例如:神奈川縣和兵庫縣到現在都還沒有統計民間的PCR檢測結果,而大阪府和京都府則是從一開始就有將民間機構的檢測結果納入計算當中,但另外也有像北海道是從一開始就沒有民間採驗的方式。

另一種情況是,COVID-19確診個案必須要二驗陰性才能出院,有些地方政府在計算PCR陽性率的時候,會把這些「陰性檢查(確診之後用來檢驗病毒量是不是低到可以出院)」也算進去,就會造成同樣的個案不止一次被算入PCR檢測陽性率計算當中,這也會讓PCR檢測陽性率的數值較低(二驗陰性的結果就是陰性,如果將這些例子加入檢測總數的分母,就會讓陽性率變低)。厚生勞動省表示,目前大約有近 20個都道府縣將「陰性檢查」的結果也納入PCR陽性率的計算當中。

47個都道府縣可能就有47種(以上的)情況

舉例來說,東京都最初就只有統計公家機關的檢測結果,所以沒有公布東京都的PCR檢測陽性率。直到後來東京都修正PCR檢測陽性率的計算方式,納入民間檢測結果並刪除出院前二驗陰的資料,到 5月8日才首度公布PCR檢測陽性率,16–22日的PCR檢測平均值為 1.3%。

另外像千葉縣的情況是,民間檢測機關提供的數據包含了二驗陰性的資料,現在千葉縣考慮將民間檢測結果的二驗陰性數據刪掉之後,再將這些數據納入PCR檢測陽性率的計算當中。

至於埼玉縣則是,最初只有統計埼玉縣經營的 13間保健所和民間機構的檢測結果,直到這個月 15號才把縣內政令指定市和中核市的 4間保健所檢測結果納入,計算出埼玉縣整體的PCR陽性率。

無法及時更新最新數據的「時間差」

日本PCR陽性率的問題不只有上述的「分母」問題,從採驗→檢驗結果出爐→彙整上報的「時間差」也是一大阻因。

目前在PCR檢驗陽性率在計算上,是由各個檢驗機關將檢驗數據提交給負責的保健所,再由保健所上呈給所屬的地方政府(都道府縣或政令、中核市行政單位),由地方政府彙整發表當日的COVID-19檢驗陽性人數。

由於目前日本的PCR檢疫能量吃緊,PCR檢疫工作沒有辦法在當天完成,很有可能當事人A在今天採驗完,要等到 2–3天之後檢驗報告才出爐。所以,在上報COVID-19檢驗陽性人數的同時,必須要同時附上各個檢體的採驗日期,才有辦法補齊前幾天的PCR檢驗數據,算出前幾天的PCR檢測陽性率的「正確值」。這就會演變成,政府在作業流程上為了求快,所以是優先上報當日檢驗結果確診為陽性的總數(PCR陽性率的分子),事後再補上每天的總檢驗數(也就是分母的部分),所以厚生勞動省根本沒有辦法每天公布即時的PCR檢驗陽性率數值——因為每天新增的確診人數,其實是前幾天採驗的結果。

每天公告的數據只是速報值,而非準確值

目前厚生勞動省每天傍晚都會公告前一天各個都道府縣的確診人數,但這些數值充其量只能當作速報值,而非準確值。因為厚生勞動省坦承,目前有 12個都(道府)縣(這句話的說法意思就是有東京都,但沒有北海道、京都府和大阪府)沒有辦法在檢疫當天就上報PCR檢測結果。所以厚生勞動省針對這 12個都(道府)縣改變統計方式,由厚生勞動省直接到這幾個都(道府)縣的官方網站上計算新增確診人數,將這些數值以暫定的方式公告上去(也就是速報值),之後再核對和當地政府事後補上的資料是否一致。

舉例來說,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指出,日本全國截至 5月6日共實施了 15萬7,563件PCR檢查,當中有 1萬5,300件檢驗結果為陽性,日本全國的PCR陽性率為 9.6%,但如果單看東京都的話PCR陽性率為 37.1%。對此,東京都強烈反抗厚生勞動省的數據,表示東京都現在因為醫療現場太忙,沒有辦法每天即時上報數據,所以是每週更新一次,實際值根本不像厚生勞動省估得那麼高。隨後,東京都也在 5月8日晚間單獨公布自己計算出的東京都PCR檢測陽性率。東京都在 4月11日和 14日兩天來到PCR陽性率高峰值 31.6%,隨後漸減,5月過後的PCR陽性率都在 10%左右,5月7日的PCR陽性率更只有 7.5%。

只要調整計算方式,就能讓數字變好看

地方和中央算出來的PCR陽性率不同的例子,還不是只有東京都而已。愛知縣在官方網站上公布的愛知縣PCR檢測陽性率只有 4.2%,但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卻是 6.3%。這當中的差異在於,厚生勞動省在計算上,是以檢查人數當做分母,同一個人測 2次以上都只算一次,但愛知縣卻是以檢查件數當作分母,就有可能將「陰性檢查」算進去,讓PCR陽性率的數值變低。

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的鎌江伊三夫特任教授指出,日本現在因為只有驗很可能就是COVID-19患者的人,所以檢驗出來的陽性率很高,這在統計學的採樣上會有偏頗,而且檢驗數太少,很難得出值得信賴的數值。鎌江伊三夫也提到,厚生勞動省現在已經承認抗原檢查的快篩試劑,抗原檢查快篩的速度比較快,但準確率比PCR來得低,之後厚生勞動省也打算要針對 1萬人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查,日本政府必須要盡快找出能正確統計確診人數的方式。

都2020年了都還在用傳真機傳手寫資料

鎌江伊三夫的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因為日本至今都還是使用傳真機上報確診人數的相關資料,光是東京都就爆出不只一次因為傳真機的關係導致導致統計上出包——5月11日,東京都上呈的資料漏了 111例確診病患,還有 35件是重複上報的例子;20號再度修正 11號發表的資料,有 9名確診患者的性別和年齡有誤;5月21日漏報 58件,重複報了 11件確診個案。

這些問題出在於,根據日本《感染症法》醫療機關的醫師必須要填寫一份「発生届」,上面必須要記載確診患者姓名、住址、症狀、感染途徑,並將這份「発生届」傳真給保健所,接著再由保健所將這些資料傳真給東京都。由於這些「発生届」多半是用手寫的,就會發生醫生寫的內容經過傳真送到保健所之後,保健所難以判讀醫生寫的內容,再加上現在業務繁忙所以不時會出包。

COVID-19專用的「発生届」表格長這樣。

另一種情況是,東京都最一開始只有一台傳真機專門在收這些各地保健所傳真過來的「発生届」,再由 10名左右的員工核對內容。最後發現,這一台傳真機沒有辦法應付一天上百通的傳真,尖峰時間一口氣有太多封傳真過來,會讓傳真機故障,以致於有的傳真沒有收到,或有的內容重複印出來。東京都 23區內一間保健所的負責人便說:「東京都忙到沒有空確認有沒有收到傳真,現場應該是一片混亂吧。」

所以,東京都從 4月中旬開始增設傳真機,並要求東京都內的保健所前來支援都內的PCR檢測統計作業。接著在 5月啟動COVID-19確診患者即時資料庫系統,讓東京都和保健所可以即時掌握、互相確認所有確診患者的狀況。

現在還在開發線上申報系統(還沒正式上路)

有鑒於上述這些資料不夠即時、傳真機應付不來的問題,厚生勞動省決定將在 5月底啟用新開發的「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者等情報把握・管理支援システム(HER-SYS:Health Center Real-time Information-sharing System)」系統,直接略過保健所和都道府縣這一關,讓現場的醫療人員可以直接把電子資料輸入系統內,就能讓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步掌握最新的疫情狀況。目前這套系統從 5月17日起陸續在部分保健所進行試用,預定將在 5月底內完成系統開發,並直接將這套系統送到醫療現場。

這是厚生勞動省目前釋出的「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者等情報把握・管理支援システム(HER-SYS:Health Center Real-time Information-sharing System)」系統介紹,目前這套系統還沒有全面上路。

參考資料

  1. 陽性率の計算、地域でバラバラ…専門家「正確にすべき」
  2. PCR陽性率、正確さ欠く 東京都が公表開始 基準なお不明確
  3. 新型コロナ 政府、PCR検査陽性率把握できず 全国集計基準なし
  4. PCR検査「陽性率」出せず 阻む2つの壁
  5. 国が1カ月で作った新型コロナ感染者の一元管理システム、命を守り安定稼働できるか
  6. <新型コロナ>都感染者111人報告漏れ ファクス送信でミス
  7. 感染者集計ミス、東京都連発 「ファクス1台に数百枚」 収集態勢改め

【武漢肺炎在日本】價格爆貴品質又差,中央統籌分配的消毒水被罵爆

有鑒於醫療現場消毒用品或防護設備不足,日本中央政府從 3月起聯繫各地方政府,表示政府可以負責調配資源,優先提供消毒水給醫療機關或老人安養機構。然而,最近卻接連傳出,日本政府收購消毒水時根本沒有慎選,不只消毒水品質大打折扣,就連價格都比一般管道賣得還貴,兵庫縣醫師公會更宣布,今後再也不會遵從政府的統籌分配計劃。

以為遇到詐欺,根本就像強迫推銷

以兵庫縣為例,兵庫縣在 4月中旬透過兵庫縣醫師公會詢問各個醫療院所需要多少量的消毒水,但當時中央政府或兵庫縣都沒有透露可以幫忙採購哪個品牌哪一款的消毒水,也沒有告知售價或什麼時候可以到貨,只有說現在只是先統計總共需要多少量的消毒水,等到政府收購完消毒水之後,會再提供約 10種消毒水品項的清單和售價,但各醫療院所不能指定挑選要哪一款消毒水,送哪一款過去就只能用那一款。

5月上旬,兵庫縣的神戶市、加古川市等地約 950間醫療院所收到了消毒水,但這些消毒水不是免費送給醫療院所,而是送來什麼醫療院所就只能買哪一款,就連手續費和運費都要醫療院所自己負擔。兵庫縣醫師公會指出,便宜的消毒水 1公升只要 1,000日圓左右,但這次政府調配來的消毒水,同一款居然賣到 1公升 4,000日圓,有醫療院所還以為是遇到詐欺,拒絕購買這些怎麼聽都像被政府強迫推銷的消毒水,也有暫時買下這個貴參參消毒水的醫療院所直喊:「想退貨! 」

收下了就不能退貨,買下的人只能認虧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京都,但從東京都的情況可以了解到這次由日本中央統籌消毒水的作業流程上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一名在東京都世田谷區開業的醫生表示,自己在 5月中旬突然收到 20公升的消毒用乙醇,要他付 8萬4,000日圓左右的價格收下這批貨。雖然他並不記得自己曾經訂過這些消毒用乙醇,總之現在很缺消毒水,有就先買下。事後他才想到,他曾經在 4月上旬時收到世田谷區醫師公會的問券調查,當時他在問券上寫說自己缺了 1個月份的消毒水,並將這份問卷回傳給世田谷區醫師公會,但他並沒有在問券上寫說自己想要和醫師公會買消毒水之類的內容。

想起這件事情後,他馬上和世田谷區醫師公會聯繫,但世田谷區醫師公會說自己只是接受世田谷保健所的委託,幫忙發問券而已。這名醫師接著聯繫世田谷區保健所,結果世田谷區保健所給出的回答竟是:「這是厚生勞動省在弄的事,聽說寄到的消毒水不能退貨。」

然而,這名醫師想要的是手術時也可以用的高濃度消毒用乙醇,但厚生勞動省這次送來的消毒用乙醇濃度不夠高,充其量只能放在櫃檯供民眾消毒用。以 4月下旬就能以 280日圓的價格買到 500毫升消毒水來看,20公升也只要 1萬1,200日圓左右,政府這次居中斡旋送來的消毒水明顯高於市場價太多。這名醫師不死心,再問一次世田谷區保健所,結果得到的答案卻是:「有醫療機構(聽到這個價格)沒買」,換言之,當時只要選擇拒買就沒事,買了這批政府強迫推銷的消毒水只能認虧。

濃度居然有兩種,下一次會先讓大家選

對此,厚生勞動省表示,他們已經接到來自日本全國各地醫療機關的抱怨電話,承認這次因為急著處理這件事情,所以發生了不少聯繫上的問題,但因為是非常時期,所以沒有辦法一一回應所有情況,目前也已經告知各個都道府縣「不接受取消或退貨」。另一方面,厚生勞動省 3–4月時居中斡旋的收購的消毒液除了手術在用的 70–80%消毒用乙醇,還有一些是濃度只有 50%左右的消毒水,今後在調查時會先讓醫療院所選擇想要購買的濃度。

目前看來,這次的情況是厚生勞動省委託各地方政府(都道府縣)統計有多少醫療機構需要消毒水,中央政府可以統籌這些份量。但是當一級行政區劃(都道府縣)往下聯繫各地市區町村、市區町村再聯繫當地醫師公會協助調查時,到底是要統計「需要多少量的消毒水」還是「是否要買多少量的消毒水」,在語義傳達上曖昧不明。再加上,最初統計大家需要多少消毒水時,並沒有公布會提供哪一牌的消毒水,售價又是多少錢,就有一些醫療院所誤以為這是政府要免費發放消毒水給醫療現場使用。

參考資料

  1. 国あっせんの高額消毒液 兵庫の60診療所が購入拒否 新型コロナ
  2. マスクの次は消毒液 政府、医療機関にずさん供給
  3. 国が優先供給の消毒液「濃度低い」「詐欺ではないか」と苦情…医療機関側が製品選べず

【武漢肺炎在日本】10萬日圓紓困金申請表開箱

前陣子吵了半天才終於拍板定案說,只要在日本有戶籍的人,不分國籍和年紀每人通通發 10萬日圓的「特別定額給付金」申請表,終於寄到我家啦!

「特別定額給付金」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日本版全民紓困金,只要住在日本的所有人都可以「申請」10萬日圓的紓困金。是的,這個紓困金必須要自己申請,而不是由政府直接發給所有人。另外,這個「特別定額給付金」是由各個市町村(二級行政區劃)負責,所以即使是都是大阪府,每個市町村發放的時間都不一樣,像我所在的吹田市就宣布 5/21才開始寄送申請書,預計 5/26前送到所有市民家裡,還好市長有信守承諾,我真的有在時間內收到申請書(yes)

上一次發文介紹說,大阪府泉佐野市找樂桃航空幫忙支援「特別定額給付金」的申辦業務,也是在這個脈絡之下。真心覺得泉佐野市真的把關西空港的可能性發揮到淋漓盡致,而且泉佐野市是有付錢請樂桃航空幫忙,也沒有指定樂桃航空的哪些業種,全部交由樂桃航空內部募集人手,作法上我真的覺得無可挑剔。果然是「泉佐野發大財」的那個泉佐野市(想知道「泉佐野發大財」的梗,請參考舊文《100億Amazon禮券的倒店大特賣,為了「故鄉納稅」大阪府泉佐野市槓上總務省》)

特別定額給付金的爭議點

中央最一開始提出這個特別定額給付金方案時,第一個備受爭議的點就是「到底要不要發給外國籍」。就結果論而言,最後是好不容易確定是指只看住民票所在地方而不看國籍,但「外國人之爭」並沒有因此結束。最近日本政府就考慮要發給留學生急難救助金,原本這個急難救助金的概念也是救急用的紓困方案,結果最後卻突然說「只發給成績在前 30%的留學生」,難道是把急難救助金當成獎學金在發嗎!!

另一點則是,這個特別定額給付金是看住民票(類似戶籍的概念,但不限於日本國民,只要現居日本的居民都有)發的,由世帶主(類似戶長的概念)統一申辦行政上住在同一個「家」裡所有人紓困金。這時候就有傳出,有很多住民票上看起來是住在一起,但現實生活因為各種因素分開住的家庭,如果是因為家暴等因素分開住,這個申請表只會寄給世帶主,很有可能就會形成一種在權力不對等下,最需要紓困金的人申請權卻被加害者把持住的狀況。

整死民眾和行政人員的荒謬申請辦法

簡單來說,這個特別定額給付金有兩種申請方式:在收到地方政府寄送的申請書之後,你可以

(1)線上申請
(2)將填寫好的申請書郵寄回去

這裡的線上申請,還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線上申辦手續!因為你必須要同時滿足下列條件:

(1)已經申辦好IC晶片卡式的my number card
(2)手機是 iPhone 7以上,或家裡有一台讀卡機

我呢,我是握有IC晶片卡式my number card的少數 10%,但是我的手機是 iPhone SE,我沒有讀卡機,所以我沒有辦法線上申請(登愣)

關於日本數位身分證的問題,請參考我之前替【未來城市FutureCity】寫的文章:
日本數位身分證My Number(上)|只能報稅和申請幼托福利,換卡意願低
日本數位身分證My Number(下)|憂遭政府監控,40歲以下僅12%領證
當中就有提到為什麼辦卡率這麼低,還有為什麼一定要 iPhone 7以後的機種才能使用。

想要線上申辦的人太多,市役所根本消化不來

最近就傳出,有不少民眾因為覺得好像線上申辦比較方便,所以一群人衝去市役所搶辦IC晶片卡式my number card,反而擠爆市役所,形成疫情間最該避免的「密閉、密集、密切接觸」的三密空間。

不僅如此,還有些地方政府表示他們的電腦系統根本沒有辦法應付這麼大的流量,使用線上申辦的民眾很有可能比郵寄申請還更晚才能收到紓困金(黑人問號)。便有不少地方政府呼籲民眾多多以郵寄申請,也有傳出有地方政府乾脆取消線上申辦的例子(例:香川縣高松市)。

還是有一點用的IC晶片卡

起初我想說,這些人衝去市役所搶辦my number card的人,是不是不知道就算把紙片升級成IC晶片卡,沒有硬體設備(手機要iPhone 7以上,或是有一台讀卡機),還不能線上申辦呢!而且最近也傳出,一堆人想要線上申辦紓困金,二手電商平台讀卡機價格飆超高,好不容易拿到的 10萬元紓困金有一半都花在硬體設備的升級上,根本本末倒置!

直到我昨晚收到申請書,才瞬間了解IC晶片卡的重要性——如果想要郵寄申請紓困金,你必須要附上身份證明文件和存摺影本,身份證明文件只限:

(1)健保卡影本正反面
(2)駕照影本正反面
(3)my number IC晶片卡影本,不含紙製通知卡

我沒有日本駕照(沒有去換駕照),我有日本健保卡但我的健保卡有點像是紙製貼紙,所以一直不敢撕下來⋯⋯這樣看來我只能給my number IC晶片卡影本了(瞬間覺得我是那 10%有卡片的人我驕傲)

「不要紓困金的話請打勾」

在收到申請書之前,就聽說申請書上有一個選項是「不要紓困金的話請打勾」,結果很多人沒有看清楚上面寫了什麼,就打了勾,讓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呼籲大家不要亂勾啊(到底為什麼要設計這個選項!!!!)

所以我這次收到吹田市版的申請書,就特別看了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選項,還真的有!!!(右邊中間有一欄用黑色粗框框起來的「受取」,選項寫「不要」的那個)

明明就是「有申請的人才會發紓困金」,到底為什麼要設計這個選項,不想要申請的人就不會寫這個申請書啊!(我想背後的理由是,這個申請書是ㄧ戶一份,一戶裡面不一定只有一個人,所以有的人想申請,有的人不想申請就可以勾一下。但這就會造成上述提到的,住民票上看起來住在一起,但實際上分開生活的「家人」,世帶主就可以擅自幫別人申請,並把錢通通匯到自己戶頭裡)

總之,我寫好這個申請書了,聽說申請後還要等一個月才會收到錢的樣子,讓我們拭目以待(?)


上線時間:2020.5.24
增修時間:2020.5.25,修正住民票相關用字

【武漢肺炎在日本】疫情下各種被動員的斜槓空服員

厚生勞動省:空服員閒閒沒事幫忙縫防護衣吧

疫情期間各國紛紛「鎖國」,在航班大減的情況下,首當其中的就是航空業者。這也讓日本政府一直將歪腦筋動在空服員身上,要空服員們幫忙縫製醫療人員專用防護衣被罵爆,批評想出這種政策的經濟再生大臣兼COVID-19擔當大臣的西村康稔根本是活在上一個世代,以「空服員女性比較多→女生比較擅長縫紉→那就找空服員去縫防護衣吧」的邏輯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就連第一線空服員和防護衣業者都看不下去,強調縫製防護衣需要具備一定的縫紉技術,空服員的專業根本就不是縫紉,要求政府 #尊重專業。

這件事情最後的結論是,全日空(ANA)在公司內部招募「志工」,招募資格不分性別與職種,據說有 800人響應,最後由ANA選出 120名涵蓋飛行員、空服員或各式職種的員工成為防護衣志工隊。

ANA的防護衣+防護面具志工隊

18號,ANA邀請媒體到羽田空港旁的ANA機構「ANA Blue Base(ABB、ANAブルーベース)」拍攝でANA員工協助縫製防護衣和組裝航護面罩的畫面。

ANA表示,奈良縣成衣公司ヴァレイ(Valley LLC.)接受厚生勞動省的委託,必須要製作 10萬件醫療用防護衣,但Valley LLC.人手不足,除了剪裁、縫製之外,還需要檢查與出貨。這次ANA和Valley LLC.的合作模式是由ANA協助負責剪裁頭部束帶和腰帶的繩子、檢查成品與包裝出貨,縫製等技術性較高的工作,都留給Valley LLC.的職人負責。

在 18號當天參與防護衣志工隊的副機長石塚哲也表示,平常工作只會和機長比較熟,想說藉由防護衣志工隊的機會可以認識公司內部不同部門的人,再加上航班停駛期間也想為社會做的什麼,而報名了這次的防護衣志工隊。

除了防護衣志工隊外,ANA也和東京都大田區的トライキッツ(TRYKIT’S)合作,協助組裝防護面罩

JAL:用機上兒童禮物自製口罩送保育園

日本航空(JAL)雖然目前看起來並沒有響應政府政策協助縫製防護衣,但JAL的員工們確實也「縫製」了某些商品。

5月8日,JAL國際線的地勤人員致贈 160組(一組 2片)兒童口罩給東京大田區立羽田保育園。JAL地勤米持香澄表示,有擅於裁縫的地勤想到,可以用JAL機上發給小朋友的紀念小毛巾做出兒童口罩,這些都是地勤他們這段時間在家工作自製的。除了兒童口罩之外,當天還致贈了 20個以今天 4月新版女版制服設計的書籤,和 10個用飛行員用航空路線圖折成的紙製武士頭盔。

JAL地勤的崔香里表示,她們平常在兒童節或其他活動時,都會送小朋友這種用航空路線圖折成的武士頭盔。如果這次可以早點想到,早一週給幼稚園的話,就可以趕上 5月5日兒童節了。

JAL表示,除了羽田空港的地勤有送附近的保育園口罩外,成田空港的地勤也有用致贈 1,800片用JAL小毛巾自製的兒童口罩給附近的保育園。

泉佐野市:找樂桃航空幫忙發紓困金

除了厚生勞動省要求「空服員幫忙縫防護衣」之外,最近也有地方政府把腦筋動在航空業身上。

樂桃航空(Peach Aviation)是以大阪關西國際機場為基地的廉價航空公司,而關西國際機場所在的大阪府泉佐野市可說是最擅於活用關西機場各種資源的地方政府。

泉佐野市在幾天前釋出消息,表示將和樂桃航空合作,請樂桃航空的職員協助行政業務,幫忙處理日本政府要發給每人 10萬日圓COVID-19紓困金的「特別定額給付金」申請業務。

昨日(18),樂桃航空的 12名職員正式參與泉佐野市的紓困案申請業務,主要負責確認民眾送來的申請文件是否有確實填寫、掃描文件等。

樂桃航空表示,這 12名職員是他們在公司內部釋出消息後主動報名參加的員工,在公司內部的報名規範裡沒有限定直種、年齡或性別。在這次合作之前,樂桃航空就曾捐贈雨衣給泉佐野市作為醫療用防護衣的替代品。這次合作方案,將由泉佐野市旗下的子公司支付前來支援的樂桃航空員工薪水,預計在 6月底完成發放紓困金相關的文書作業。

圖片來源:版主今年 1月回台灣投票時,登機前拍下的樂桃航空班機

參考資料

  1. ピーチ、泉佐野市の「特別定額給付金」受付業務を受託へ 「作業に全力尽くす」
  2. LCC「ピーチ」に10万円給付金業務の一部委託 大阪 泉佐野
  3. ピーチ、10万円給付の業務受託 泉佐野市から、CA訓練生らが書類確認
  4. ANA、医療用ガウンの縫製支援スタート 社員がボランティア
  5. JALの地上係員、羽田保育園に手作りマスク寄贈 飛行機柄タオルを仕立て直し

【武漢肺炎在日本】學校停課、經濟困頓、性教育不足⋯⋯疫情下的非預期懷孕少女恐爆增

近日,日本各地的非預期懷孕諮詢熱線紛紛表示,在疫情擴大期間收到比過往更多的 10–20多歲年輕人來電,認為這很有可能是因為疫情期間學校停課、打工沒了等日常生活發生變化,再加上沒有充分的性知識,擔心這樣下去會出現更多年輕小媽媽。

慈惠病院:感覺青少年打來的電話變多了

以「送子鳥的搖籃」廣為人知的熊本縣慈惠病院指出,他們發現近期有越來越多國、高中生打來諮詢的趨勢,他們擔心這可能因為學校停課期間學生們待在家時間變長,國高中們趁著家裡沒大人的時候,沒有做好避孕措施,進而導致懷孕。慈惠病院在開辦「送子鳥的搖籃」業務時同時成立了 365天、24小時隨時on-call的熱線電話,有任何和懷孕相關的問題都可以打給他們,堪稱日本全國唯一的孕婦熱線電話。慈惠病院就曾接到有男同學打來問說:「女朋友生理期一直沒來,好像也有出現噁心想吐的症狀,有可能是懷孕了⋯⋯」

根據慈惠病院的說法,他們從安倍晉三宣布全國停課起,從 3月就發現國、高中生打來的電話有增加的趨勢,到了 4月更破 2007年開辦孕婦熱線電話以來的最高紀錄,達到 75通。但這 75通,是願意說出實際年齡的情況,還有更多電話是沒有問到實際年齡,只能從電話的過程中「感覺」青少年打來的比例比過往多。慈惠病院的孕婦熱線電話在今年 4月一共接到 592通電話,國高中生佔 12.7%,但歷年 4月國高中生打來的電話不會佔超過 10%,去年 4月也只有 58通而已。

關於慈惠病院的介紹,請參考舊文《日本唯一的棄嬰保溫箱,熊本慈惠病院「送子鳥的搖籃」十年回顧

小生命之門:七成新增個案都是20歲以下

不只慈惠病院,位在神戶市的「小生命之門(小さないのちのドア)」也發現了類似情況。小生命之門是神戶「マナ助産院」在 2018年9月新開辦的業務,提供 24小時LINE、電話,或直接到「小生命之門」現場諮詢任何有關非預期懷孕問題的窗口。小生命之門表示,之前每個月頂多只會增加 20–30件新個案,但 3月時增加到 46人,4月更暴增到 89人。平常小生命之門服務對象是以 20–39歲佔絕大多數,但從 3月起有 7成的個案都是 10多歲的年輕人,這些年輕小媽媽的個案主要都是透過LINE和小生命之門聯絡,從北海道到沖繩的例子都有。小生命之門表示,他們的工作人員仍持續和這些個案保持聯繫,也有例子是取得個案同意後代為和家長溝通的情況。

趁機上網援交的人最可惡

小生命之門的負責人西尾和子指出,這些個案當中有不少人說,自己因為疫情關係打工收入變少而嘗試援交,但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做好避孕工作,擔心自己會不會因此懷孕了。三重縣桑名市的NPO「MCサポートセンターみっくみえ」代表松岡典子也發現類似狀況,有不少女高中生聯繫他們背後的原因都是,學校停課期間在社群網站上和陌生人約碰面,結果遇到狼。她擔心學校再繼續停課下去,平常忙碌於課業或社團生活的高中生們,現在一閒下來反而很容易受到外界誘惑。

負責小生命之門營運的マナ助産院院長永原郁子痛斥,比起疫情期間在另一半家裡「玩出人命」,那些趁著疫情期間不少人陷入經濟困頓的時候,利用社群軟體釣出年青少女援交的人更可惡,從和這些少女聯絡的過程中會發現,她們沒有意識到援交是犯罪行為。永原郁子接著說到,3月以來約有 20件左右是使用市售驗孕棒結果呈陽性的緊急個案,她們一直希望這些人可以趕快到小生命之門報到,但很多人因為家裡長輩停班、或遠距工作,和家人同住的情況下根本不敢外出。

以台灣為例,在網路上散佈援交訊息已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警方可以直接通知當事人到案說明後移送法辦;但若網站上有明確註明年滿 18歲以上才能瀏覽等必要的隔絕措施,則有機會不起訴見大法官釋字第 623號解釋)。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29條:
「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疫情期間限定線上緊急避孕藥處方籤

致力於青少年性教育啟蒙活動的NPOピルコン也注意到,平常每個月平均只有 50多件來自 10多歲青少年的諮詢,到了 3–4月諮詢案件直接翻倍,2個月約有 200件。ピルコン代表染矢明日香指出,接下來可以預期 10多歲的年輕小媽媽數量會增加,這些孩子很有可能因為受虐等因素沒有一個可以保護她的環境,或是在逃離環境時把性行為當成避風港,他們需要大人和社會的協助。對此,ピルコン現在在官網公開在疫情期間可以初診就用電話遠距看診的婦產科名單,如果有需要事後 72小時內服用緊急避孕藥,也需要先和醫療單位聯繫。

關於疫情下日本暫時解除遠距醫療限制的討論,請參考舊文《【武漢肺炎在日本】疫情下的產業升級,遠距醫療/線上看診暫時解禁》,文末有討論到緊急避孕藥的現狀。

目前日本民間有數個醫療機構或民間機關提供非預期懷孕的諮詢窗口,一般社團法人「全国妊娠SOSネットワーク」就是整合這些民間諮詢窗口的資訊平台。全国妊娠SOSネットワーク理事赤尾さく美指出,現在公部門的諮詢窗口還沒有活用e-mail或社群網路這些 10–20多歲年輕人常用的諮詢管道。小生命之門的永原郁子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認為日本可供 24小時諮詢的窗口還太少,一定要盡快讓諮詢方式和年輕人接軌,像是運用LINE這種方便年輕人發出求救訊號的管道。小生命之門的負責人西尾和子則主張,這些問題的根本在於日本的性教育不足,學校沒有提供完善的性教育,讓有些孩子根本連避孕方法都搞錯。

這就是「小生命之門」,「小生命之門」其實就是マナ助産院的側門。

小補充:マナ助産院和「小生命之門」

マナ助産院由永原郁子成立於 1993年,並從 2000年起推出「いのち語り隊」巡迴幼稚園、國中小學、高中針對家長和教職員演講,在 2018年9月在院內開設諮詢窗口「小生命之門」,光是 1年半內就接獲 3,000多件諮詢個案,當中有 48件是不曾到醫院產檢,但孕婦出現感染或胎兒發育不良的高風險孕婦。對此,「小生命之門」決定要在マナ助産院旁邊募資成立孕婦安置中心「マタニティーホーム」,讓無家可歸的孕婦到產後 1–2個月,都能當在一個有助產師、社工隨時待命的環境迎接新生兒到來。

永原郁子表示,目前 48名產前沒有在婦產科經過產檢的新手媽媽當中,有 23件最後交給「特別養子緣組」的收養家庭照顧,如果能在生下這接孩子之前就能夠先找到收養家庭、完成行政手續,對於這些孕婦來說就能減輕生產過程中對未來的焦慮。「不是『不能生就墮胎』、『不能養就把孩子丟掉』,如果可以把胎兒生下來交給可以代為撫養的人收養,就算是令人悲傷的故事,也可以減少因為墮胎受苦的人的痛苦吧」,永原郁子如此說。

關於日本「特別養子緣組」的介紹,請參考舊文《從6歲上修到15歲,日本收養制度「特別養子緣組」修法通過)》


參考資料

  1. <新型コロナ>少女のSOS急増「望まぬ妊娠したかも」
  2. 中高生の妊娠相談が過去最多に 「一斉休校で増加」慈恵病院が発表【新型コロナ】
  3. 相次ぐ10代少女の妊娠相談 アルバイトの減収で買春被害も
  4. 望まぬ妊娠相談1年半で3千件超…神戸の「いのちのドア」未受診妊婦も48件、蘇生必要な赤ちゃん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