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淀川區的奇蹟」:日本第一個推出同志友善與LGBT支援宣言的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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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的同志友善政策,很多人可能都會馬上聯想到東京都渋谷區和世田谷區在 2015年首先推出的同性伴侶註記。事實上,早在東京都渋谷區或世田谷區推出同性伴侶註記之前,大阪市淀川區早在 2013年就發表「LGBT支援宣言」,並在隔年(2014)年推出熱線電話服務,更撥出 100萬日圓的行政預算來支持LGBTQ+。

大阪市淀川區能有這樣的成績,背後的關鍵人物正是當年的淀川區長榊正文。

新官上任的橋下徹推公募區長

時間回到 2012年,當時正好是大阪維新之會橋下徹全盛時期:橋下徹在 2011年提前請辭大阪府知事一職,並宣布參選大阪市長發動「大阪雙首長選舉」,一舉讓同屬大阪維新之會的橋下徹和松井一郎分別選上大阪市長和大阪府知事。從大阪府知事「降級選上」大阪市長的橋下徹,氣勢日正當中,在大阪市內推動數項改革,其中一項便是開放公募區長。

關於「大阪雙首長選舉」請參考舊文:《知事、市長雙請辭再互換,2019大阪雙首長選舉提前開跑

大阪市屬於政令指定都市,大阪市底下的 24個行政區的區長,不是民選而是由大阪市長選任。就如同台灣的直轄市首長是民選的,但直轄市底下的區長是官派區長。

當時,橋下徹便宣布他要開放公募區長:只要你覺得自己夠格當區長,就把自己的履歷寄給他。橋下徹從來自日本全國 1,461名毛遂自薦的申請者當中,書審再加橋下徹親自面試,從中挑出 24人擔任區長。在這 24人當中,有 18人原先並不是公務員,多數獲選的新科區長都有經營管理的經歷。例如,新科淀川區長榊正文原為民間企業的高階主管,在獲選為淀川區長前並沒有在公部門工作過的經歷。

公募區長沒有行政包袱,同志友善也是剛好

2013年3月,榊正文和時任美國駐大阪・神戶總領事Patrick Joseph Linehan會談。Patrick Joseph Linehan積極推動LGBTQ+運動,就是希望能讓榊正文理解同志的處境,並獲得榊正文的支持一起推廣同志權益。沒想到榊正文和Patrick Joseph Linehan這一會面,徹底改變了淀川區,讓淀川區的行政團隊動起來。

小補充:Patrick Joseph Linehan是誰?
Patrick Joseph Linehan是著名的出櫃外交官,其伴侶是日裔巴西人Emerson Luis Soares Kaneguske。兩人在加拿大渥太華完婚後,日本外務省頒發配偶簽證給Emerson Luis Soares Kaneguske,讓Emerson Luis Soares Kaneguske可以和Patrick Joseph Linehan一起來到日本。這是日本外務省首次頒發配偶簽證給同性伴侶。

幾乎在同一時間,淀川區役所附近正好一間要改善職場LGBTQ+處境的NPO「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Nijiiro Diversity)」剛成立。淀川區行政部門的基層多次和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聯繫,詢問有沒有什麼是行政部門可以幫上忙的地方。

簡直是「淀川區的奇蹟」

淀川區先是舉辦了「What is LGBT?それぞれの愛」活動,成為首次由大阪行政部門主導的同志推廣活動。接著淀川區在 2013年9月發表了「LGBT支援宣言」,2014年推出「淀川區LGBT支援事業」,提供同志熱線電話、增設同志交流空間與同志推廣活動,並在 2014年11月針對區役所全體職員實施認識同志的研習課程。

如果扣除掉地方政府的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的話,大阪市淀川區絕對是日本第一個推廣同志相關政策的行政單位。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理事長村木真紀便形容,這簡直是「淀川區的奇蹟」。

淀川區役所「LGBT支援宣言」中譯(翻譯:張 郁婕,原文請參考淀川區役所網站

淀川區為了要成為一個能讓各式各樣的人都能自在生活的城鎮,所以淀川區尊重LGBT(性少數者)的人權!

為此・・・・

淀川區針對淀川區職員進行LGBT相關的人權研習課程!
淀川區會正確傳遞和LGBT有關的資訊!
淀川區會支援LGBT當事者的活動!
淀川區會傾聽LGBT當事者的聲音!

平成25年9月 淀川區長 榊 正文

*什麼是LGBT?

LGBT取自

L=Lesbian(女同志)、
G=Gay(男同志)、
B=Bisexual(雙性戀)
T=Transgender(出生時的生理性別和自身的性別認同不相符的人)

的字首,本網站以SOGI(Sexual Orientation・Gender Identity/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作為minority(少數族群)的總稱。

從同志教育學到「男生也可能被家暴」

說起淀川區針對職員舉辦的同志研習課程,淀川區市民協働課課長代理白方昌秀表示,在參與課程之前他並沒有想過原來男同志伴侶間也可能會發生威脅要公開伴侶同志身份的言語家暴,也是從LGBT當事人和區役所職員的意見交流會上才意識到,原來男生也可能成為家暴受害者,進而發現當時的家暴庇護中心只限女性是個問題。在課程中白方昌秀也學到,當有同志伴侶前來區役所時,如果問了「所以你們誰是先生,誰是太太?」這種問題,會造成當事人很大的反感等內容。

由政府支持,地方NPO來幫忙

事實上,淀川區的同志熱線電話或是同志交流活動,並不是由淀川區役所的職員負責,而是交由NPO QWRC(Queer & Women’s Resource Center)負責。總的來說,淀川區底下的「淀川區LGBT支援事業」是由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和QWRC這兩個大阪在地的NPO接手,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負責提供同志在職場上的協助,QWRC則是提供同志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上的支持。

目前「淀川區LGBT支援事業」提供每周 2次的熱線電話時間,每個月舉辦 2次同志交流活動。淀川區的同志熱線每年可以接到 1,000件以上的電話,當中有半數以上都是第一次來電。

同志朋友最後的避風港

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理事長村木真紀指出,淀川區的同志熱線電話背後是行政部門在支持,對於民眾來說比較安心。這些來電的民眾當中,有不少人的問題其實都和貧困有關:當下沒有辦法工作,或找到了工作卻在職場遇到廁所問題(例如:如果職場的廁所有分男女廁,對於跨性別來說要走進哪一間廁所都有可能會引來側目),或是職場同事的不諒解,而決定辭職,再度落入無職的輪迴當中。村木真紀也提到,淀川區每月兩次的同志交流活動,參加民眾的年齡層從 10幾歲到 60多歲都有,當中不乏同時具有同志、精神疾患等雙重或甚至是三重弱勢的成員。曾有參加民眾表示:「只有在這裡能接納像我這樣的人」,讓村木真紀感受到淀川區的同志交流活動真的是這些同志朋友在社會上最後的避風港。

淀川區LGBT支援事業成效驚人

在一份 2015年淀川區針對一般市民實施的問券調查發現,高達 8成的民眾支持支持淀川區的同志友善政策。最特別的是,當中有 2成的民眾是從淀川區發行的政府公報得知LGBT、性少數(性的少数者/性的マイノリティ/セクシュアルマイノリティ)等指涉同志的單字。由於政府公報的受眾主要是以地方的中高齡者為主,代表淀川區的同志推廣政策真的能突破同溫層,打入地方爸媽的族群當中。

事實上淀川區在政府公報推廣同志友善政策時有一個特點,就是淀川區的職員會將自己參與同志研習課程時的心得感想,寫在政府公報上。自淀川區推出「LGBT支援宣言」以來,淀川區的政府公報也反映出淀川區職員的變化,從不了解,到「如果我的孩子是同志,我想要給他一個擁抱」,讓淀川區真正從上而下變成一個同志友善的環境。

大阪市:歡迎同志當寄養家庭

不僅如此,淀川區職員還會積極的在市府的公共空間貼上象徵同志的六色彩虹,積極舉辦講座在校園內張貼活動海報。2015年9月號的「淀川區LGBT支援事業」公報上,大阪市兒童相談中心刊登了一則:「(我們)不會排除LGBT當事者,請務必登記成為寄養家庭(里親),有適合的孩子就會幫你配對」的訊息。

關於日本的收養、寄養制度,可以參考舊文《從6歲上修到15歲,日本收養制度「特別養子緣組」修法通過

最後真的有一對男同志伴侶通過寄養家庭研習,成為「寄養父父」。在過去,同志伴侶只能以「單身」的身份申請成為寄養家庭,這個例子是由公部門主動歡迎同志伴侶以「伴侶」的身份申請為寄養家庭,是一大的突破。

至於這一對日本有史以來第一組「寄養父父」是誰?他們是以「夫夫」自稱的執業律師南和行與吉田昌史,相關報導可參考《日本多元成家首例!大阪市男同志伴侶成功寄養一位小孩!》。南和行與吉田昌史想成為寄養家庭的原因則可從去年秋天上映的紀錄片《愛と法》當中找到答案。此外,這支紀錄片中提到的 3+1場訴訟案,包括《日藝術家陰道自拍 遭控猥褻》與《日本大學「被出櫃」事件 家屬和學生達成和解》在日本國內外都有掀起一波討論。






參考資料

  1. 行政機関初!淀川区役所がLGBT支援
  2. 大阪市、公募区長24人決定 社長・元首長…外部から18人
  3. 「全国初、同性カップルが里親認定」..その意義を聞いてみた
  4. 渋谷区パートナーシップ条例から1年、でもLGBTモデル自治体は淀川区を推します!
  5. 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の代表・村木真紀さん
  6. 職場でALLY(アライ)を可視化・情報発信することで性的マイノリティも働きやすく。-NPO法人 「虹色ダイバーシティ」
  7. 大阪・淀川区が全国初のLGBT支援、「正しい理解を深めたい」

收起來自己做,日本派遣僧侶業和亞馬遜說掰掰

近日,派遣僧侶公司「よりそう」撤掉Amazon上的網路門市,到底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日本「派遣僧侶」又遇上哪些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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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過節去神社,清明喪事找佛家

日本可以說是一個神道和佛教並存的國家,逢年過節要到神社參拜求好運,當人生走到盡頭就會尋求佛家指引死者前往彼岸。不少日本家庭都會將親人的骨灰集中在同一座佛寺,這種供奉列祖列宗的佛寺就是這戶人家「菩提寺」,如果只是協助處理法事但沒有塔位的佛寺就叫「檀那寺」;對於寺廟方來說,這些長期互有往來的家庭視為「檀家」。

這套「檀家」制度到了江戶時期,因為江戶政府的宗教統制政策,讓檀家制度進一步成為近似於戶籍制度的「寺請制度」:當農民需要搬家、奉公、結婚或外出旅行的時候,農民必須要從檀那寺取得「寺請証文」才可以。時至今日,雖然日本早在 1871年就廢除了這套「寺請制度」,但無庸置疑地是,多數人家都有長期以來互有往來的寺廟及後事要找佛家的觀念,可以說這已經成為日本人文化習俗的一部分。

當「派遣僧侶」成為Amazon的商品

隨著現代人生活習慣的改變,日本人和佛教間的連結,如果不是虔誠的佛教徒的話,可能就只剩下每年的盂蘭盆節,還有處理親人後事的時候才會想到佛家。當人們生活和佛寺的關係不再像過去一樣緊密的時候,有時候突然面對親友死亡急需尋找僧侶處理後事,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去哪裡才能找到僧侶幫忙。便有業者看準了商機,從 2013年起推出「和尚快遞(お坊さん便)」服務,派遣僧侶行業應運而生。

2015年,僧侶派遣公司「よりそう」在Amazon上成立網路門市後蔚為話題,案件數暴增,目前該公司旗下更有超過 1,300名僧侶,隨時等候待命。

然而,在Amazon上推出「和尚快遞」的派遣僧侶網路門市,在日本佛教界掀起一波討論。有 106個宗派或佛教團體組成的公益財團法人全日本佛教會(公益財団法人全日本仏教会)便認為,Amazon同意讓「和尚快遞」成為網路門市,就是將宗教服務作為一種商品來販售,即使是在別的國家,也沒有國家會讓神職人員或宗教儀式被當成商品來販售。

打破傳統模式,法事該由誰來賣?

總的來說,「和尚快遞」最大的爭議在於Amazon網路商城的運作模式。在網路商城的世界裡,所有的商品都有標價,當消費者將「和尚快遞」這項商品(可選擇宗派)放入購物車之後,就必須要按照網站上標示的金額先付清款項,僧侶派遣公司接著才會在指定時間派遣僧侶到指定地點提供服務。

然而,過去當僧侶前往信徒家裡協助法事時,並不是由僧侶或寺廟方決定收費標準,而是在法會結束之後,由案主衡量自己的經濟狀況決定要供奉多少錢。一旦僧侶成為派遣業者,收費標準就會變成僧侶派遣公司能事前決定定價,當有越來越多派遣僧侶業者加入這個市場之後,還有可能會出現競價之類的狀況。

誰要繳稅、繳多少稅也是問題

此外,過去信徒在法會後包給僧侶的紅包,是屬於供奉給寺廟的香油錢,不需要抽稅。一旦派遣和尚成為網路商城的「商品」,消費者就必須要付消費稅

更麻煩的問題在於,過去信眾給寺廟的香油錢,政府並不會向寺廟方課徵法人稅。現在派遣僧侶變成公司行號之後,如果是公司行號的話政府就會抽法人稅,那從派遣公司拿到分紅的僧侶要繳個人所得稅嗎?簡單來說,如果委託案是由一間寺廟(宗教法人)接下的,就不需要抽法人稅,但如果是僧侶以個人的身份接案,就要交所得稅。

延伸閱讀:《外帶8%內用10%,一國兩制的日本消費稅新制「減輕稅率」即將上路

只是和Amazon說掰掰,網路平台還在

近日,Amazon宣布成立 4年多的「和尚快遞」網路商店將於本月 24號熄燈。

目前Amazon上還有留下僧侶派遣公司「よりそう」的介紹頁面,但已經看不到商品了。

這背後最大的原因,就是上述的全日本佛教會和僧侶派遣公司「よりそう」達成共識:Amazon的運作模式會造成民眾的誤解,讓消費者誤以為「和尚快遞」是在「販賣法事」。再加上Amazon的運作模式必須要事先付款,而且Amazon上只能由網路商店單方面的提供商品資訊,並沒有討論空間。所以「和尚快遞」才會決定收掉Amazon的網路商店,將所有聯繫窗口集中在「和尚快遞」的專屬網頁,讓有需要的民眾隨時都可以到「和尚快遞」的網站或聯絡專線尋求協助。

今後「和尚快遞」也考慮要新增「おきもち後払い」的「貨到付款」,讓民眾不需要事前支付網站上標示的公定價格,可以等到派遣僧侶抵達後,再衡量自己的經濟狀況來決定香油錢。

這是「和尚快遞」的網站截圖。

需要幫忙的人比想像中要多

一名在「和尚快遞」登錄成為派遣僧侶的僧侶,去年接受《赫芬頓郵報》採訪時表示,自己老家本來就在經營佛寺,現在接下住持一職之後,平日每天都在工作,只有假日才換成僧侶的身份。雖然他早在 2010年就加入了派遣僧侶業,但當時一年頂多 1件委託而已。直到 2017年加入「和尚快遞」之後,現在每個月都能接到 5、6件委託案件,在這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有這麼多人需要幫忙。

面對派遣僧侶是不是將宗教服務商品化,他認為僧侶傳道和經營一間寺廟是兩件事,信徒付的錢並不是「誦經費」,這筆錢是要獻給佛祖或是為了百姓的,只是剛好由僧侶或寺廟以傳道的方式經手而已。

垂死掙扎的地方小佛寺

由於透過Amazon訂購派遣僧侶的人,對於佛教或是寺廟的運作方式未必熟悉,有時也會出現在過去不曾遇過的狀況。例如,這名僧侶就曾遇過委託人希望他能開立收據,這樣委託人才能和兄弟交代自己真的請了僧侶來誦經,所以他還為此跑去大創買了一本收據。

根據日本文化廳 2017年版的《宗教年鑑》,日本全國約有 7萬7,206所佛教寺院,僧侶人數約有 34萬5,934人。如果一間寺廟想要維持經營,雖然各地會有一點落差,但大致需要 200–300戶以上的檀家供奉,才能維持經營。所以像這名僧侶的老家是地方的小佛寺,住持或僧侶本人如果沒有兼差的話,根本難以餬口。

沒有跟上時代潮流

身兼作家一職的大宮組龍岸寺住持池口龍法表示,早在Amazon出現「和尚快遞」之前,一直都有僧侶派遣服務。所以當人們進到網路時代,會想要上網找佛寺相關資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池口龍法指出,最簡單的做法其實就是各個宗派在網路上公開日本全國佛寺的資訊,或甚至推出人氣僧侶排行榜,還能藉此促進佛寺和僧侶的品質。然而,多數的寺廟或僧侶還是沿用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檀家制度,認為寺廟和檀家之間的關係必須是線下交流,池口龍法認為這種想法可說是背離時代潮流了。



參考資料

  1. アマゾン「お坊さん便」ついに中止になった理由
  2. 利用者数NO.1の僧侶手配サービス「お坊さん便」大手ECサイトでの取り扱い終了および「おきもち後払い」導入を決定
  3. 【仏教とIT】第19回 僧侶派遣サービス「お坊さん便」の彼方へ
  4. 私は、ネットで注文できるお坊さん。お寺の跡継ぎが「お坊さん便」の僧侶になった理由
  5. Amazon「お坊さん便」は“諸行無常”か…騒動で見えた僧侶の苦悩と税の話

本文同步刊載於【DQ地球圖輯隊

自己的工作自己救,日本UberEats送貨員成立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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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對於日本Uber Eats的送貨員來說有兩大變革:本月 1號,Uber Eats宣布新增「傷害補償制度」,萬一Uber Eats的送貨員在送貨途中發生意外,Uber Eats將會提供送貨員慰問禮金。接著在 3號,Uber Eats的送貨員正式成立工會,今後就能Uber Eats的送貨員就能由工會和Uber Eats談判勞資糾紛,或要求Uber Eats提供更好的待遇。(本文只會針對日本Uber Eats的狀況進行討論,以下所有的送貨員皆指Uber Eats的送貨員)

事實上,日本Uber Eats的送貨員們早在今年 6月起,就在籌組工會。

3年前進軍日本,送貨員粗估1萬5,000人

Uber Eats是美國共享汽車(在台灣應歸類為多元化計程車)Uber旗下的子公司,主打送貨員可以隨自己喜好想接案就接案。自從 2016年9月Uber Eats正式登陸日本以來,目前以東京、橫濱、大阪、川崎、京都、神戶、埼玉、名古屋、福崗、千葉縣市川市與船橋市等大城市為據點,在今年 6月合作商家已經突破 1萬間。根據報導指出,日本目前粗估約有 1萬5,000名送貨員。

然而,Uber Eats送貨員看似「想接案就接案」工作彈性高,但日本Uber Eats送貨員和Uber Eats的關係並非勞資關係,而是屬於「個人事業主」,如果Uber Eats送貨員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工傷),並不適用勞災保險。

Uber Eats送貨員勞動條件問題多

在Uber Eats送貨員醞釀籌組工會階段,送貨員們就曾經點出幾項問題,包含:

  1. 送貨員的薪資不夠透明:在決定是否要接案之前,只知道要去哪間商家取貨,但不知道要送去哪裡,也就不能推測送貨距離有多遠,送貨距離換算成報酬大約會有多少。
  2. Uber Eats送貨員要接案,一定要透過Uber Eats的專用APP。但Uber Eats說,只要送貨員在送貨期間發生交通事故,Uber Eats有權暫停Uber Eats送貨員帳號,這無疑是Uber Eats可以單方面剝奪送貨員的工作
  3. 送貨員和Uber Eats的聯繫平台不夠完善,當送貨員遇上問題須尋求Uber Eats協助時,Uber Eats並沒有能隨時待命即時替送貨員處理狀況的專員。

Uber Eats:送貨員是「個人事業主」

面對Uber Eats送貨員早前提出的疑慮,《FNN富士電視台》詢問了Uber Eats。總結來說,Uber Eats主張Uber Eats送貨員屬於「個人事業主」,而非Uber Eats旗下員工,這麼做才能達到Uber Eats想要追求的工作彈性。

面對有Uber Eats送貨員反應,他們的帳號無故被停權,APP突然不能用。Uber Eats則回應道,他們事前都有提供明確的合作規範,萬一Uber Eats送貨員發生違反規範的行為,Uber Eats有權停止送貨員的帳戶。

至於送貨員擔心在接單之前不能預先得知送貨距離一事,Uber Eats表示他們擔心如果事前告知送貨員送貨地點,有可能會造成送貨員過度取消接案,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隱私,但Uber Eats會繼續摸索新的方式,來提供給送貨員更好的合作經驗。

代賠受害者,不賠送貨員

在這次Uber Eats推出「傷害補償制度」之前,如果送貨員在工作期間發生交通事故,Uber Eats有和日本國內的保險公司簽約,Uber Eats會賠償被送貨員撞傷的受害者,但如果是送貨員本身受傷的話,送貨員只能看自己買的保險能不能賠償。換言之,Uber Eats原本的制度是Uber Eats會代替送貨員賠償受害另一方,但Uber Eats並不會賠償旗下送貨員,因為Uber Eats認定送貨員是「個人事業主」,是獨立的接案個體,而不是隸屬於Uber Eats旗下的員工。

這次Uber Eats推出的「傷害補償制度」為,當送貨員在送貨期間(確定接下工作到餐點送交顧客手中期間,如果在送貨期間取消訂餐,則計算到取消訂餐的時間為止)受傷,Uber Eats會提供送貨員慰問禮金:醫療費用最高 25萬日圓,如果傷重致死最高 1千萬日圓,另加葬儀費用最高 100萬日圓。但是,如果是送貨員因自身有重大過失而造成自己的傷亡,Uber Eats並不會提供上述慰問禮金。正確來說,Uber Eats這次推出的「傷害補償制度」並不是能全額已付醫藥費的勞災保險,只是「慰問禮金」,而且在送貨員因傷休息期間,Uber Eats並不會提供送貨員任何補償,如果Uber Eats送貨員的腳踏車或機車因此受損,Uber Eats也不會賠償代步工具。

現狀下第二好的辦法

曾經當過一段時間Uber Eats送貨員,同時也是號召Uber Eats送貨員組織工會的日本全国ユニオン事務局長関口達矢指出,按照現行法規,即使Uber Eats送貨員成立工會,也會因為「個人事業主」的關係不適用勞災保險。所以Uber Eats選擇和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簽約,提供送貨員慰問禮金,算是在現行體制下第二好的做法,送貨員如果能適用勞災保險當然最好。関口達矢也提到,Uber Eats在 1號宣布推出「傷害補償制度」,但工會是 3號才成立,其實工會方面並沒有正式向Uber Eats提出需要勞災慰問金的要求,但工會在正式成立之前就有在網站上寫到這條,也許Uber Eats總公司有看到他們的官網也說不定。



參考資料

  1. ウーバーイーツの働き方が変わる? 「傷害補償制度」導入と「労働組合」結成…双方に見解を聞いた
  2. 最近よく見る「ウーバーイーツ」の配達員が“労働組合”の結成を目指すワケ
  3. ウーバーイーツ配達員が労組結成 労働条件改善求める
  4. 配達員のけが、一定程度を補償 ウーバーイーツが新制度

本文授權【DQ地球圖輯隊】、【苦勞網】、【太報】與【關鍵評論網】轉載。

關於台北市教育局打算在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裝設AI人工智慧販賣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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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講個資很重要,不能讓真實姓名、電話號碼、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外流,但現在這些資訊相對不重要了。資料(數據)要有意義,不是需要知道XXX在某年某月某日買了什麼東西,而是具有哪些屬性的人比較傾向於買什麼東西。對於廠商來說,他根本沒有興趣今天叫做張郁婕的這個人買了什麼東西,他想要知道的是和張郁婕一樣大概 25歲左右的女生,會傾向於在什麼時間出沒在什麼地方買什麼東西。

今天台北市政府說用悠遊卡買東西不會有「實名資料」,這要看你怎麼去定義「實名資料」。

基本上悠遊卡上面一定會有卡號,如果是附有悠遊卡功能的學生證(你要說是「附有學生證功能的悠遊卡」應該也說得過去,就看你怎麼使用這張卡),一定是實名制:這張卡上面把你的全名、你念什麼學校、你的學號,或甚至是你的證件照都印出來了。

悠遊卡公司那邊只要有卡號,或者說只要去捷運站櫃檯嗶一下,你就可以看到這張卡在幾月幾號幾點幾分在哪花了多少錢(有些不一定會顯示出是在哪裡買的,但時間和消費金額絕對是有的)。也就是說從悠遊卡公司的角度來看,今天他想要知道擁有哪張卡號的誰把錢花在哪裡,他是有機會知道的。問題只差在,悠遊卡公司內部誰才有這個權限,可以去查看悠遊卡用戶的消費記錄。

那零售業者(含自動販賣機的擁有者)呢?今天這台號稱「人工智慧販賣機」我是不知道它「人工智慧」在哪裡,裡頭又裝了哪些特殊的硬體或軟體設備啦,假如說這台機器真的具備有儲存消費紀錄的功能(單純將資料儲存在這部機器裡面等待人工將資料取出,或是會即時連線到總公司之類的,在實務上都有可能辦到),那業者就已經拿到他要的資料了:

業者可以拿到悠遊卡號、消費時間、消費地點,以及買了哪一樣商品。

你可能會覺得說,只是「悠遊卡號」怎麼會是「實名」呢?別忘記,如果這些機台是設置在學校,就已經分好小學生、國中生或高中生了(當然也有可能是教職員購買,我不確定卡號上教職員是否和學生的編號方式不同,但基本上如果是「附有悠遊卡功能的學生/教師證」在編號時應該是會分開編號。除非是自己去捷運站買的悠遊卡,這種卡號對於裝在校園內的自動販賣機來說才難以識別消費者是學生還是教職員)。

假若說設置這個自動販賣機的業者可以從悠遊卡公司那邊取得卡號對應的用戶屬性(例如:年齡、性別等),從業者的角度來看,這已經無異於「實名」了(再次強調,業者對於「叫做什麼名字的人」買了什麼東西沒興趣,他只想知道是有哪些共同屬性的人(例如:學生還是教師)喜歡買什麼東西)。


比起「實名」的問題,我在乎的反而是市府是不是藉此圖利廠商:到底是哪一家業者開發的「人工智慧販賣機」?是不是全台北市公立高中職以下的各級學校,都要設立同一家業者的自動販賣機(老實說我想了老半天,我想不到自動販賣機到底是「人工智慧」在哪裡。如果只是可以無現金支付,這才不叫「人工智慧販賣機」或「智慧販賣機」,就我的觀點這充其量只能說是「可以使用電子錢包付款的自動販賣機」)

在過去,在我唸高中的那個年代(其實從我唸國小的時候就有人在喊了),我去學校合作社買東西是「嗶學生證」。我們會先將錢儲值在這張「附有悠遊卡功能的學生證」裡,但一個重點是,我們並不是將錢直接存在悠遊卡上,而是學校合作社的系統,可以透過使用者(學生或教職員工)拿出那張「附有悠遊卡功能的證件」嗶一下的動作,讀取這張證件的編號(進而得知我的學號),然後連結到學校合作社系統裡的個人帳戶,知道這個帳戶裡面餘額多少,再進行扣款。這一連串的過程,使用者都是將錢存在學校合作社的系統,而不是悠遊卡上面。

最好的證明就是,我拿我自己在捷運站買的悠遊卡(不具學生證功能的悠遊卡)跑去合作社嗶一下,並沒有辦法買東西。也就是說,學校合作社的系統和一般我們在校外「可以使用悠遊卡消費」的系統是不一樣的,我們並不是用存在悠遊卡裡的錢在合作社進行消費,而是我們預先存在學校合作社的錢,而學校合作社的系統是綁定學號(附有悠遊卡功能的學生證卡號,可以對應到學號)所以我隨便拿一張不是學生證的悠遊卡在合作社嗶一下,「交易失敗」,無法扣款。

所以在過去(正確來說是到這個「人工智慧販賣機」進到校園之前),只有合作社阿姨/叔叔知道,自己工作的這所學校的學生愛吃什麼。但合作社阿姨/叔叔並不會知道,其他學校的學生愛吃什麼,因為其他學校和他又沒有關係,他只需要知道自己任職的這所學校的學生或教職員愛吃什麼,他就會多進一點貨,如此而已。

今天當這個「人工智慧販賣機」全面進到台北市公立高中職以下的各級學校,而且通通都是同一家廠商的自動販賣機,那這樣問題就很大了:因為這家廠商就可以掌握所有學校的學生(或教職員)喜歡吃/買什麼,也就是這個年齡層的學生的喜好。


如果只是架設一台「人工智慧販賣機」,並不會讓學生學到「人工智慧」是什麼,因為「人工智慧販賣機」只是一個媒介,而學生只能扮演消費者的角色進行消費,而不是學習這個「人工智慧販賣機」裡面有怎麼樣的機關所以和外面的自動販賣機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在學生都只能是消費者的角色來看,學校裡面本來就有合作社,為什麼非得要引進自動販賣機不可?難道合作社有什麼樣的苦衷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所以一定要引進自動販賣機不可?

如果真是如此(例如:合作社有營業時間,自動販賣機可以補足合作社阿姨/叔叔下班時間,學生還會想買東西吃的需求。但問題是學校有上、下學時間,合作社營業時間就是學校平常要上課的時候啊。我覺得這個理由站不住腳,因為一早上學前、放學後或假日跑來學校,基本上都是學生可以進出校門的時間,學校合作社沒開,可以自由走出校門去買東西來吃啊,可以自由出校門買自己想吃的東西比較開心吧),「校內是否要裝設自動販賣機」這個問題,應該交由各個學校自行決定,而不是由台北市教育局統一下達這個指定,要求所有學校都要裝一台自動販賣機。

所以誰可以告訴我,到底這台自動販賣機哪裡開智慧?

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中)|「幼保無償化」再度排除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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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無償化

伴隨今年 10月1日「一國兩稅制」的日本消費稅新制上路,日本政府也在同一天正式推出「幼保無償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消費稅從 8%調漲到 10%當中多出來的 2%稅收,用來補助家有 3–5歲學齡前幼童的幼托費用,或是家有 0–2歲嬰幼兒的低收入戶(住民税非課税世帯)可以免費將孩子送到幼稚園或保育所。

然而,這項看似可以舒緩家長經濟負擔的政策,卻刻意或無形間造成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間產生新的階級。這項政策是否真的解決日本幼托現狀的問題?這項政策究竟幫到了誰又害到了誰?本文接下來將探討日本政府這回推出的「幼保無償化」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 ▌前篇: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上)|「幼保無償化」真的人人有獎嗎?


在日朝鮮・韓國人又被排除

根據日本《學校教育法》規定,外國人學校和駕訓班一樣同屬「各種學校」,這些外國人學校附屬的幼托機構也是「各種學校」。結果就出現了將孩子送到未經地方政府認可的「認可外保育施設」可以領到補助,但把孩子送到外國人學校的幼兒園,卻完全領不到補助。最弔詭的是,將孩子送去主打英語或雙語教學的私立幼稚園可以領到補助,但把孩子送去全英語教學的外國人學校,就是不在「幼保無償化」的範圍內。

這一次被排除在「幼保無償化」之外的 88所「各種學校」當中,有 40所是朝鮮學校的幼稚園,而朝鮮學校才剛經歷過「高校無償化」被排除事件。

重演十年前「高校無償化」劇碼?

2010年,日本政府推出「高校無償化」,要讓公立高中學費全免、私立高中學費同額補貼來減輕負擔時,安倍政權在 2013年宣布華僑學校、美國學校等外國人學校適用「高校無償化」,唯獨朝鮮學校不適用,因為朝鮮學校和北韓過於緊密,所以因為政治因素刻意將朝鮮學校排除在補助對象外。直至今日,日本各地的朝鮮學校畢業生還在和政府打官司,希望能讓朝鮮學校成為「高校無償化」的補助範圍內。

關於日本朝鮮學校的背景,與「高校無償化」論爭,可參考友站【DQ地球圖輯隊】《當個堂堂正正的朝鮮人 揭開日本「朝鮮學校」神秘面紗》這篇文章。

這一次的「幼保無償化」將所有的外國人學校排除在外,有一說是有鑒於上一次「高校無償化」只將朝鮮學校排除在外,這次「幼保無償化」一口氣將所有的外國人學校排除在外,之後朝鮮學校如果要告政府的話,就沒有理由說為什麼其他外國人學校有補助卻只有朝鮮學校沒有。

事實上這一次在「幼保無償化」正式上路前,發生了幾件插曲。

「各種學校」和「認可外保育設施」不衝突

這一次「幼保無償化」補助範圍的「認可外保育設施」只有規定,只要幼托機構滿足《兒童福祉法》每日 4小時以上、每週上課 5天,就可以向當地地方政府申請成為「認可外保育設施」。由於「認可外保育設施」和「各種學校」分屬《兒童福祉法》和《學校教育法》,所以不少外國人學校選擇追加申請為「認可外保育設施」,讓幼稚園同時具有「認可外保育設施」和「各種學校」的資格。

原先,東京都內 2所朝鮮學校幼稚園曾向東京都申請成為「認可外保育設施」,而且東京都政府在一開始也受理了。但中央政府卻突然在今年 4月向地方政府表示,「各種學校」不能變更為「認可外保育設施」,東京都政府只好將這 2所朝鮮學校幼稚園的申請給退回。

捲入在日政治風波的日裔南美人

至於巴西人學校也和朝鮮學校一樣,覺得「各種學校」和「認可外保育設施」不衝突,便追加申請為「認可外保育設施」,但地方政府的態度卻和朝鮮學校不太一樣。

一所位在靜岡縣的巴西人學校收到縣政府的指示,希望學校方面主動取消「認可外保育設施」的申請。至於岐阜縣政府則和該縣美濃加茂市的日裔巴西人學校Colégio Isaac Newton Japão表示:「只要(Colégio Isaac Newton Japão)取消『各種學校』的資格,就可以成為(幼保)無償化的(補助)對象。」

在所有地方政府動向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靜岡縣浜松市。靜岡縣浜松市是因為產業的關係形成為數可觀的外國人社群,其中最大族群就是日裔南美人(巴西、秘魯)。浜松市決定,要將浜松市內 2所巴西人幼稚園認定為「認可外保育設施」,讓這些日裔巴西人家長也可以領到 3–5歲小孩每人每個月上限 3萬7,000日圓的補助。

原本只有政府認可的幼托機構才有補助

這一次之所以會發生「幼保無償化」唯獨將外國人學校排除在外的狀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原本只有考慮要讓把孩子送到經政府機關認可的「認可保育所」或「認定幼兒園」才能獲得補助。但考量到如此一來會不會讓搶不到「認可保育所」或「認定幼兒園」的家長覺得不公平,聽取了保母業界及「認可外保育施設」相關人士的建議後,才擴大實施到保母和「認可外保育施設」等幼托機構。問題是,當時政府在聽取各界意見的時候唯獨沒有找外國人學校出席,進而造成現今這種局面。

— ▌下篇: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下)|人人有獎的「幼保無償化」解決不了問題


參考資料

  1. なぜ? 幼保無償化から外国人学校除外 理由は「多種多様な教育をしている」
  2. 外国人の幼児が通う各種学校 無償化で救済措置 浜松
  3. 幼保無償化から外国人学校除外、真の狙いは

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上)|「幼保無償化」真的人人有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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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無償化

伴隨今年 10月1日「一國兩稅制」的日本消費稅新制上路,日本政府也在同一天正式推出「幼保無償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消費稅從 8%調漲到 10%當中多出來的 2%稅收,用來補助家有 3–5歲學齡前幼童的幼托費用,或是家有 0–2歲嬰幼兒的低收入戶(住民税非課税世帯)可以免費將孩子送到幼稚園或保育所。

然而,這項看似可以舒緩家長經濟負擔的政策,卻刻意或無形間造成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間產生新的階級。這項政策是否真的解決日本幼托現狀的問題?這項政策究竟幫到了誰又害到了誰?本文接下來將探討日本政府這回推出的「幼保無償化」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 ▌跳至(下)集: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下)|人人有獎的「幼保無償化」解決不了問題

「幼保無償化」是什麼?

這回日本政府推出的「幼保無償化」,可以依據孩子的年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只要家有 3–5歲學齡前幼童,將孩子送到經政府機關認可的「認可保育所」或「認定幼兒園(認定こども園)」,都能獲得全額補助。如果是將 3–5歲學齡前幼童交由保母或其他未經地方政府認可的「認可外保育施設」照顧,則最高可以獲得每個月 3萬7,000日圓的補助。至於將 3–5歲孩子送到私立幼稚園的情況,考慮到有些私立幼稚園主打特色教育收費較高,故最高上限只有每月 2萬5,700日圓。但上述情況只限幼托機構的基本收費,若要延長幼托時間或幼托機構幫忙接送小孩的費用或餐食費等,都不在這次的補助範圍內。

第二部分則是針對家有 0–2歲嬰幼童、符合住民稅免稅資格的低收入戶家庭,只要將孩子送到經政府機關認可的「認可保育所」或「認定幼兒園」,就能獲得全額補助。若是將孩子交給保母或其他未經地方政府認可的「認可外保育施設」照顧,則最高可以獲得每個月 4萬2,000日圓的補助。

日本政府推行這項政策的同時,其實也是在鼓勵各家幼稚園轉為「認可保育園」或「認定幼兒園」。因為幼稚園只要轉為「認可保育園」或「認定幼兒園」,家長就能獲得政府的幼托費用全額補助,這對於家長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因;如果幼稚園選擇維持現狀,則家長最多只能獲得最高每月 2萬5,700日圓的補助。截止至去年 4月,共有超過 4成共 3,271所幼稚園申請轉為「認可保育園」或「認定幼兒園」。


家有3–5歲孩子人人都有獎?魔鬼藏在細節裡

這項政策乍聽之下只要家有 3–5歲學齡前幼童的家庭人人有獎,實際上並非如此。外國學校提供的幼托,或「幼稚園類似設施」(幼稚園類似施設)都被排除在這次的補助範圍之外。而且就算孩子就讀同一間幼托機構,明明孩子都是 3–5歲,卻有分「符合補助資格的家長」和「領不到補助的家長」。

明明孩子都是 3–5歲,卻有分「符合補助資格的家長」和「領不到補助的家長」的問題,會發生在「認定幼兒園」、私立幼稚園和「認可外保育施設」。根據《幼稚園教育要領》,日本幼稚園的「教育時間」只有 4小時,所以如果家長希望延長幼托機構的照顧時間,或週末、長假期間也能幫忙帶小孩,就需要「預かり保育」。

這一次日本政府推出的「幼保無償化」,如果是「認定幼兒園」、私立幼稚園的「預かり保育」,或將孩子送到「認可外保育施設」的情況,家長必須要先取得「保育必要性(保育の必要性)」的資格,才能拿到補助(會依據孩子年齡、是否為低收入戶、將孩子送到哪一種類型的機構,而有不同的補助上限)。

刻意排擠家庭主婦/夫,鼓勵雙薪家庭?

所以怎麼樣的情況才會符合「保育必要性」的資格呢?雙薪家庭家長每天工作或上課達 4小時以上且每個月 16天以上、家長需要產休或因病需要人代為照顧孩子、還在找工作(限 3個月內)、家庭內有家暴可能性⋯⋯簡單來說,就是家裡有專業家庭主婦/夫的情況下不符合資格。

之所以會造就這種家裡有家庭主婦/夫就只能取得「預かり保育」補助的情況,要從幼稚園的「教育」時間和「保育」時間是分屬不同行政部門管轄說起。幼稚園標準 4小時的「教育」時間是由日本文部科學省管轄,不管孩子的家長是否為雙薪家庭,孩子都必須要接受「教育」。但「教育」以外的「預かり保育」時間就不是如此:「保育」是由日本厚生勞動省管轄,厚生勞動省認為「沒有在工作的家長」不一定需要「預かり保育」,才會出現這種一定要是雙薪家庭才能領到「預かり保育」補助款的情況。

大家的消費稅都一樣變成 10%,也沒有人少繳稅,為什麼同一個幼托機構會出現家長是不是家庭主婦/夫,拿到的補助款有差?

為什麼大家的消費稅都一樣從 8%變成 10%,明明孩子都是 3–5歲,為什麼會有幼托機構不在補助範圍內?

佔地面積不合規定,無法升格的老牌幼托機構

其中一種被排除在「幼保無償化」之外的幼托機構為佔地面積或法人資格不符幼稚園標準的「幼稚園類似設施」。根據日本內閣府、文部科學省與厚生勞動省的調查,目前日本全國共有 200間以上「幼稚園類似設施」。這些「幼稚園類似設施」的課程內容無異於幼稚園,但因為法規規範而無法申請為幼稚園,福島縣筑前町的大念寺中央幼兒園就是一個例子。

成立於 1966年的大念寺中央幼兒園,至今照顧了 2,000多名幼童,當中不乏不少因為身心發展障礙、需要裝人工肛門等理由遭到其他幼稚園拒收的幼童。大念寺中央幼兒園在今年 7月已經從「幼稚園類似設施」升格為「認可外保育設施」,但若要將大念寺中央幼兒園改為認可幼托機構,讓雙薪家庭或家長其中一人為家庭主婦/夫的家庭都能領到補助,大念寺中央幼兒園偏偏就是佔地面積不符資格。

大念寺中央幼兒園的手塚敦子理事長表示,一旦「幼保無償化」上路之後,像大念寺中央幼兒園這種家長比較難拿到補助,或甚至拿不到補助的幼托機構,就會面臨學生數減少,經營出現困難的問題。手塚敦子認為,在這樣下去,等到現在這群孩子們畢業後,大念寺中央幼兒園可能只有關門這條路。她希望,政府能夠派人到大念寺中央幼兒園現場看過她們是如何照顧這些身心障礙兒童,而不是單靠紙本文件就決定哪些幼托機構適用「幼保無償化」,哪些機構不適用。

中央和地方都不清楚「幼稚園類似設施」到底有幾家

目前關於這些「幼稚園類似設施」的問題,文部科學大臣萩生田表示將會盡力在新學年度(指 2010年4月)想出解決方案。但目前必須要先解決的問題是,地方政府並沒有掌握這些「幼稚園類似設施」的資訊,更不用提中央政府也不清楚「幼稚園類似設施」的確切數量。

以九州 7縣為例,只有福岡縣表示他們知道縣內至少有 2間「幼稚園類似設施」,但另外 6縣是一概不知道。與之相對,東京都則決定在中央政府提出配套方案之前,會單獨補助這些「幼稚園類似設施」。鹿兒島大學伊藤周平教授便批評道,政府這一次沒有把握幼托現場的實際狀況,沒有考慮到「幼稚園類似設施」便推行「幼保無償化」的結果,就會造成不公平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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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図解・行政】幼保無償化の概要(2019年9月)
  2. 幼保無償化が明日よりスタート!同じ園内に無償化対象のママとそうでないママが混在し女女格差を生む
  3. 無償化の対象外、幼稚園類似施設も支援策検討…萩生田文科相
  4. 幼保無償化、対象外で悲鳴 「類似施設」の保護者ら戸惑い

本文同步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下)|人人有獎的「幼保無償化」解決不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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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無償化

伴隨今年 10月1日「一國兩稅制」的日本消費稅新制上路,日本政府也在同一天正式推出「幼保無償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消費稅從 8%調漲到 10%當中多出來的 2%稅收,用來補助家有 3–5歲學齡前幼童的幼托費用,或是家有 0–2歲嬰幼兒的低收入戶(住民税非課税世帯)可以免費將孩子送到幼稚園或保育所。

然而,這項看似可以舒緩家長經濟負擔的政策,卻刻意或無形間造成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長間產生新的階級。這項政策是否真的解決日本幼托現狀的問題?這項政策究竟幫到了誰又害到了誰?本文接下來將探討日本政府這回推出的「幼保無償化」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 ▌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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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5歲幼托免費新制上路(中)|「幼保無償化」再度排除外國人


擴大實施就達不到最初目的

回到「幼保無償化」本身,原先「幼保無償化」是希望透過鼓勵幼托機構申請為經政府機關認可的「認可保育所」或「認定幼兒園」的方式,藉機淘汰不適合的私托機構。

2012–2016年間,日本幼托機構共發生 29起因為讓嬰幼兒趴睡窒息而死的事故,當中有 23件就是發生在沒有經過政府認可的「認可外保育施設」。日本厚生勞動省在 2017年度前往「認可外保育施設」實際調查時便發現,有 44.6%的「認可外保育施設」不合格。

問題是,現在「幼保無償化」擴大適用範圍到「認可外保育施設」後,就失去了原先希望藉機淘汰劣質私托機構的目的,只會讓絕大多數家有 3–5歲學齡前兒童的家長感到開心而已。

全面適用的「幼保無償化」只會讓貧富差距擴大

在「幼保無償化」實施以前,原本就有針對中低收入戶提供幼托補助。如果是領政府生活補助金生活的「生活保護世帯」,不管孩子幾歲去哪間幼托機構一律免費。如果是不需要課徵市町村民税的「低所得世帯」,幼托費用上限全國一律是 9,000日圓。至於年收在 1,000萬日圓以上(住民稅達 39萬7,000日圓以上)的家庭,幼托費用上限全國一律是 10萬4,000日圓。

現在推出「幼保無償化」,只是讓高所得的家庭賺到一筆,他們可以這筆原本要拿來將孩子送去幼托機構的費用拿去別的地方投資,這樣只會讓有錢的越有錢,沒錢的人生活還是照舊,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解決不了問題,還可能造成幼托品質惡化

再者,「幼保無償化」是否真能解決目前幼托現場的問題,或是會衍生更多問題,都該被打一個大問號。

目前日本幼托現場的問題是,有幼托需求的家長多於幼托機構可以負荷的量,保育士人手不足、工作量過大,都會造成幼托品質惡化。

現在日本政府推出的「幼保無償化」方針,基本上就是鼓勵家長把孩子送去幼托機構,雙方家長都外出工作變成雙薪家庭。一旦 3–5歲學齡前兒童的幼托免費,就會有越多家長願意將孩子送到幼托機構,或延長幼托時間(別忘了「預かり保育」有補助)。如此一來沒有從源頭解決幼托機構人手不足的問題,反而加重保育士的負擔,造成幼托人員的勞動環境惡化。

要先從品質下手,接著才是減輕家長負擔

日本綜合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員池本美香表示,2013年南韓就曾實施過針對 0–5歲學齡前幼童幼托全部免費的政策,但很快就發現這會造成幼托現場人手不足、幼托品質日益低下,而且還沒有達到南韓政府預期能提高出生率的目標,而有一派認為應該廢除這項政策。

池本美香指出,目前有不少先進國家都推行過幼托免費的政策,從成功的案例當中可以發現,「幼托免費」要能成功,必須要先確保幼托品質沒問題,接著才是減緩家長經濟負擔。但日本至今都沒有獨立機關來評價幼托機構的好壞,一切都交由地方政府自行處理。而且幼托專業人員一旦取得保育士資格,也不需要定期換發證照,如此一來沒有人可以替家長把關幼托機構品質的好壞,家長也無從判斷幼托機構的好壞。

0–2歲比3–5歲更需要照顧

池本美香接著提到,這次日本政府推出的「幼保無償化」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針對 0–3歲嬰幼兒的協助相對薄弱,以及這次政策完全沒有顧及沒有使用幼托服務、自己在家帶小孩的家庭。

這次的「幼保無償化」是針對 3–5歲學齡前幼童幼托費用全免,0–2歲的嬰幼童只有低收入戶家庭(可免繳住民稅)才享有幼托免費。

問題是相對於 3–5歲的學齡前幼童,0–2歲的嬰幼童是更需要大人細心照顧的群體。按照日本「認可保育所」的規定,每 3名 0歲幼童須有 1名保育士照顧、每 6名 1–2歲幼童須有 1名保育士照顧、每 20名 3歲幼童須配 1名保育士、每 30名 4–5歲幼童須配置 1名保育士。

沒有幫到現在最需要幫忙的家長

目前擠不進去「認可保育所」的「待機兒童」有 9成都是未滿 3歲的嬰幼童,但日本政府這次推出的「幼保無償化」是只有針對把 0–2歲的孩子送去「認定保育所」且符合低收入戶資格,才享有幼托免費的補助。

現在最需要幼托機構、擠不進去「認可保育所」的家長,反而被排除在這次「幼保無償化」的對象外,只能去找私托或保母,最糟的情況勢必得自己在家帶小孩。而這些自己在家帶小孩的專業主婦/夫,在這次的「幼保無償化」政策當中就只有孩子 3–5歲的時候每天 4小時的「教育」課程是免費的,要延長幼托時間還領不到補助

只從大人的角度思考,沒有從孩子的角度出發

池本美香認為,日本政府的改革都只著眼在「解決少子化」、「女性活躍」,但卻從來沒有從孩子的角度去思考孩子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照顧,才會出現像這次這樣只先想到要減輕家長負擔,卻沒有先想到要顧好幼托品質的政策。池本美香總結道,所有幼托政策最大的前提就是要先確保幼托品質,減輕保育士負擔,具體做法有加強提供 0–3歲嬰幼童的照顧,並將「幼托免費」限定在有品質保證的幼托機構。


參考資料

  1. 10月実施「保育園無償化」が、保育の質を低下させ少子化対策にもならないこれだけの理由
  2. 10月実施「保育園無償化」は、子どもの人権に配慮ナシの穴だらけ施策…保育の質の確保を
  3. ”待機”の母「税金なのに不公平」 恩恵ない上、働けない 幼保無償化で入園希望増の可能性も
  4. 1日に迫る幼保無償化 入園の希望者増加 人材確保に悩む現場

本文同步刊載於《關鍵評論網

【大阪釜ヶ崎✕外籍勞工】|外國人是夥伴: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共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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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回日本全國地域.寄せ場分科会

本文是基於第 36回日本全國地域.寄せ場分科会⑦「外国人労働者と家族の現状.課題〜寄せ場での不法就労から現在を視る」釜ヶ崎キリスト教協友会共同代表吉岡基的報告寫作而成。吉岡基於 1982年來到釜ヶ崎,擁有鋼筋工一級技能士資格,現在仍屬日雇型勞動者,但因大病一場體力衰退,目前以釜ヶ崎キリスト教協友会共同代表的身份積極參與地方活動。

關於日本最著名的日雇型勞工聚集地「釜ヶ崎」(Kamagasaki)的介紹,請參考【大阪西成區釜ヶ崎(あいりん地区)見學】系列:

大阪西成區釜ヶ崎(あいりん地区)見學(一)|到底是「釜ヶ崎」還是「あいりん」?
大阪西成區釜ヶ崎(あいりん地区)見學(二)|改變釜ヶ崎的1970大阪萬國博覽會
大阪西成區釜ヶ崎(あいりん地区)見學(三)|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壞到2000年代
大阪西成區釜ヶ崎(あいりん地区)見學(四)|「要的是工作不是一個家」日雇型勞工的自我認同

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分屬於不同集團的人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匯集在某一個地點。大阪西成區的釜ヶ崎正是如此,來自日本各地或甚至是擁有外國籍的人,不管你有什麼樣的苦衷,只要你肯吃苦、不怕做工,來到釜ヶ崎幾乎都能找到工作。

隨著日本戰後經濟起飛,再到 1970年代大阪舉辦萬國博覽會,當時日本各地都在大興土木,工地缺工,雖然沒有到「日本錢淹腳目」的程度,但只要來到釜ヶ崎,要找工作的有工作,要找工人的有工人。釜ヶ崎的作息就是每天早上由工頭將日雇型勞工一車一車的載往工地現場,一天工作結束日結薪水,傍晚再將這些日雇型勞工載回釜ヶ崎,讓工人們下榻釜ヶ崎俯拾即是的簡易宿所,週而復始地過著一天又一天。

釜ヶ崎和其他地方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工頭要人,工人要工作」,除此之外不會過問。不需要在當地有戶籍,不需要出示身份證明,就可以在釜ヶ崎工作,並享有政府專為釜ヶ崎日雇型勞工提供的一條龍服務。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釜ヶ崎,不只吸引到來自日本各地的勞工階級,就連外國人都可能聽說過釜ヶ崎可以做黑的,而來到釜ヶ崎加入日雇型勞工產業。

1980年代:呼朋引伴一個拉一個

在日本的外籍勞工會因為地緣關係、母國的政經局勢、日本的法律規範等因素,在不同時期先後抵達日本。根據吉岡基的說法,他 1982年來到釜ヶ崎時,釜ヶ崎最常見的外籍勞工是中國、韓國、泰國與菲律賓人。這些人他可能本來就有親戚朋友在日本,聽說日本現在景氣很好,並一個拉一個來到日本討工作。

1980年代,不少來自泰國或菲律賓的女性靠著日本頒發的「興行」簽證(演藝人員簽證)來到日本從事風俗業,稱之為「ジャパゆきさん」(編註:來到日本的小姐,這個詞是從日文當中的「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演變而來。「唐行小姐」指的是戰前離開日本從事風俗業的日本女性,與之相對的「ジャパゆきさん」就是來到日本從事風俗業的外國女性),當時也有不少人是拿著觀光簽證來到日本,一旦觀光簽證時效過期就成了逾期居留(overstay)。1980年代前期來到日本的多半是東南亞女性為主,但到了 198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靠著觀光簽證來到日本,逾期居留打黑工的男性。

從東南亞到南亞、中亞都有

吉岡基接著說道,1980年代初期的釜ヶ崎是以季風亞洲的男性為主,到了 198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孟加拉、巴基斯坦與伊朗這些來自南亞、中亞的男性。

背後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政府原本提供孟加拉、巴基斯坦與伊朗的國民免簽優惠,所以這三國的人想要來日本並不困難(編註:1979年伊朗革命後,不少伊朗人選擇移民到美國或歐洲,直到 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不用再上戰場的年輕人面對伊朗國內經濟不景氣,比起西歐沒有太多國家提供免簽優惠,日本提供伊朗人免簽是很大的吸引力),但 1980年代後期到 1990年初期,日本政府取消了免簽優惠,新的人進不來,舊的人一定要去換發簽證不然就只有被強制出境這條路,所以不換簽證的話就只能做黑的。

不分國籍,大夥兒一起上工

外國人跑來釜ヶ崎和日本底層勞工一起搶工作,這樣不是會破壞市場行情價,讓工資越來越低?吉岡基說,當時釜ヶ崎曾有一段時間傳出類似像這樣的謠言,大家多少都有點怕飯碗被外籍勞工搶走,但實際上並不然。

1988年,水野阿修羅在釜ヶ崎成立「アジアン・フレンド」(Asian Friend)組織,要求外籍勞工的工資要比照日本勞工,並喊出「外國人是夥伴(外国人は仲間)」的口號。吉岡基回憶道,日雇型勞工的工作很辛苦,大家多半會呼朋引伴一起上工才能互相有個照應,當時面對這些新來的外國人,語言不太通也無妨,釜ヶ崎的大家不會去分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該上工的時候就會拉著這些外國人一起上工。

1990年代起加入日裔南美人和技能實習生

時序來到 1990年代,日本修正《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簡稱《入管法》),開放日裔南美人攜家帶眷來日本工作,或特定亞洲國家的國民可以用「技能實習」的名目獨自來到日本「實習」,「實習」屆滿後就必須回到母國「貢獻所學」。釜ヶ崎或工地現場的外籍移工國籍組成越來越多元,吉岡基戲稱這是工地現場的「多國籍軍」:大家語言不一定相通,但各自都有各自的專業,湊在一起剛好就是一個團隊。

關於日裔南美人來日情況,可以參考舊文《「然後她就死了」一名日裔巴西小朋友之死,看日本外國籍學童就學問題》。
至於以提供開發中國家技術之名,實際上卻是以低工資、高勞力引進外國勞動力,行剝削之實的「技能實習制度」(其實就是外籍移工,但日本取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鬼扯說沒有移工),請參考舊文《一次看懂「全面開放外國勞動力」的日本新制「特定技能」是什麼》或《日本外籍移工新制「特定技能」上路第一個月最新現況總整理》。

進入平成(1990年代)之後,日本政府修改《入管法》確實開放讓更多外國人到日本補充不足的底層勞動力,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日裔南美人和「技能實習」的簽證並不同。日裔南美人可以攜家帶眷「回到」日本,並在日本待滿 10年後可以取得永住權。而「技能實習生」就是台灣所謂的外籍移工,只能隻身渡日,綁年限綁仲介綁公司,不能換工作,時間一到就必須要回到母國。

所以在釜ヶ崎比較有機會遇到的外國籍,應該是日裔南美人,或是 1990年代就來到日本的菲律賓母子,因為他們才可以「自由移動」,想做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而不像「技能實習生」被簽約公司綁死。

雖然吉岡基不太可能在釜ヶ崎遇到「技能實習生」(逃跑的技能實習生另當別論),但吉岡基還是能在工地現場遇到「技能實習生」:因為「技能實習生」一定是綁公司,住在公司指定的住宿地點,然後直接被送到工地現場,下工之後又被送回公司指定的住宿地點。

制度隔開了日本人和外籍移工的生活場域

承前,1990年代日本修改了《入管法》,讓平成年代開了側門讓底層勞動力流入日本勞動力市場。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嚴加取締過去那些逾期居留打黑工的外籍勞工,再加上泡沫經濟崩壞後日本景氣低迷,不少為了討工作渡日的外籍勞工選擇回國,上述種種因素都讓日本現在的外籍移工國籍組成和泡沫經濟時期大不相同。

吉岡基說,過去(1980-1990年代初期),釜ヶ崎就是大家生活的地方,不分國籍大家都住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討工作。但現在的「技能實習生」要綁公司,即使大家一起在工地工作,也未必能知道「技能實習生」下了工之後的生活樣貌。日雇型勞動者和「技能實習生」之間因為「技能實習」制度的關係,讓雙方私生活沒了交集,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如果連一起工作的日本人都不清楚「技能實習生」的生活全貌,又有誰能替「技能實習生」的勞動環境把關?

吉岡基擔心,今年新增「特定技能」之後,這些拿著「特定技能」簽證的外籍移工會和「技能實習生」一樣,制度將日本人和外籍移工的生活空間劃清界線,如此一來要掌握「特定技能」上路後的真實樣貌只會難上加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