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一頁：戰後《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埋禍根（1/4）
從日本打到韓國的徵用工系列訴訟
以徵用工訴訟為例，1990 年代起陸續有韓國徵用工受害者在日本提訴，控告當年工作的日本企業積欠薪資，提出損害賠償訴訟要求企業謝罪、賠償損失。不過在日本進行的一連串訴訟可說是全軍覆沒。即便日本法院也曾認定當年強制動員的手段是不法的行為，但都因為《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第 2 條的免死金牌，所有訴訟都被駁回。
也因此，進到 2000 年後，徵用工倖存者及遺族轉而在韓國境內打訴訟。
日本製鐵案打先鋒
先是 5 名前三菱重工的徵用工倖存者在 2000 年控告三菱重工，接著在 2005 年有 4 名日本製鐵徵用工倖存者控告新日本製鐵（日本製鐵株式會社成立於 1934 年，戰後與另外 3 家製鐵公司與鋼鐵場合組「新日本製鐵」公司，2012 年更名為「新日鐵住金」，直到 2019 年再度更名為日本製鐵公司／日本製鉄株式会社）。這 2 組原告分別向自己之前待過的日本企業求償每人 1 億韓元。
起初，李春植等 4 人控告日本製鐵一案，在韓國法院的一審和二審都敗訴。2012 年，相當於最高法院的韓國大法院將全案退回二審，高等法院也在隔年（2013）認定《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並沒有討論到強制動員的不法行為，所以受害者仍保有個人請求權，可以控告新日鐵住金，判新日鐵住金公司必須要賠償 4 名原告每人 1 億韓元。
被告的新日鐵住金公司（現已改稱日本製鐵公司）不滿判決結果，繼續上訴三審。韓國大法院在 2018 年 10 月 30 日駁回上訴，全案維持二審訴訟，新日鐵住金公司必須賠償 4 名原告每人 1 億韓元。
2018年大法院連判三案要賠
在新日鐵住金大法院判決確定後，和三菱重工有關的 2 個案子（三菱名古屋女子勤勞挺身隊訴訟與三菱廣島徵用工訴訟）也跟著在同年 11 月 29 日判三菱重工須賠償原告。等於韓國大法院在 2018 年底一口氣判了 3 例原告勝訴的案子。
三菱廣島徵用工一案和新日鐵住金／日本製鐵的案子很像，兩者都是一、二審先敗訴後，大法院發回二審，高等法院接著在 2013 年判三菱重工須賠償原告後，大法院拖到 2018 年才開始審理。至於三菱名古屋女子勤勞挺身隊訴訟，則在一審就判三菱重工須賠償原告，二、三審都維持原本判決結果，三菱重工須賠償 5 名原告（4 名倖存者、1 人由遺族代理）每人 1 億韓元到 1 億 5,000 萬韓元不等。
事實上圍繞在三菱重工的女子勤勞挺身隊訴訟也有 3 例，女子勤勞挺身隊的訴訟也比男性作為原告的徵用工訴訟順利，被招募到三菱重工工作的 3 例女子勤勞挺身隊訴訟都能在一審就判原告勝訴。
💡 朝鮮女子勤勞挺身隊是什麼？
女子（勤勞）挺身隊狹義是指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透過《女子挺身勤勞令》動員 12-40 歲未婚女性前往工廠當勞工的組織。一般習慣簡稱「女子挺身隊」或「挺身隊」。
實際上，早在日本頒布《女子挺身勤勞令》之前，日本內地就已經利用《國民勤勞報國協力令》招募 14-25 歲未婚女性的「勤勞報國隊」。女子挺身隊是勤勞報國隊的變形，但道理都是要動員年輕未婚女性作為勞動力，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原本女子挺身隊相關法令只限日本內地的婦女，而不適用在朝鮮半島等殖民地。但就如同（基本上是男性的）徵用工一樣，朝鮮總督府利用官斡旋、高壓懷柔等手段，招募大批未婚朝鮮女性前往日本內地的工廠填補勞動力。這些從朝鮮半島被徵召到日本內地工廠工作的女性，就稱為「朝鮮女子勤勞挺身隊」。
舉例來說，控告三菱重工的女子勤勞挺身隊隊員梁錦德與金性珠，都是在小學畢業後的 1944 年 5 月，聽從校長的說法，被招募到三菱重工的名古屋航空機製造所做白工。金性珠的妹妹金正珠為了要見姊姊一面，也成為女子勤勞挺身隊員，被徵召到富山的不二越鋼材公司做工。這些女子勤勞挺身隊員戰後回到朝鮮半島後，這段經歷也可能不被親朋好友、街坊鄰居諒解，而陷入痛苦之中。
必須留意的是，1990 年代「慰安婦」問題浮上檯面時，因為研究不足的關係曾一度將「慰安婦」與女子挺身隊的概念混淆，實際上「慰安婦」與女子勤勞挺身隊是兩套不同的系統，一個是戰時性暴力、一個是強迫勞動，唯一的共同點是她們都是戰時殖民體制下的女性受害者。
雙邊法院對「最終且完全解決」的見解
不論是徵用工訴訟，抑或是在韓國進行的「慰安婦」訴訟，最常見的質疑就是，和日本有關的訴訟可以在韓國審理嗎？
承前述，日韓雙邊在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時，確實有討論到軍人軍眷與強制動員徵用工的問題，所以徵用工相關訴訟就會面臨到《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第 2 條問題「請求權問題已經獲得最終且完全解決」的問題。至於「慰安婦」的議題並沒有包括在當年的討論範圍內，就不會受到《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最終且完全解決」的限制。
想了解韓國法院為什麼可以審理「慰安婦」訴訟的讀者，可以參考舊文《違反人權不適用主權豁免的歷史性判決，2021.1.8南韓法院判日本須賠償日本軍「慰安婦」倖存者》，當中就有完整的論述。
《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是兩國協定
在開始分析日韓雙邊的司法體系如何詮釋《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之前，必須要先釐清《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是日、韓兩國的雙邊協定，在兩國國內都有相當於國內法的法律位階。所以日本最高法院（最高裁判所）以及韓國的大法院，都可以解釋《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在自己國內的法律效力。
如果兩國最高司法機構對於《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的法律解釋不同該怎麼辦？這時候雙邊政府就應該再一次一起坐下來討論，看怎麼樣修改或調整協定內容，才能符合兩國國內最高司法機構的解釋。
現在的狀況就是如此——日本最高法院對《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的法律解釋，和韓國大法院對《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的法律解釋有差，但兩國司法機構都沒有、也不可能破壞或違反協定內容。
在日本不能透過訴訟行使「個人請求權」
關於日韓戰後與殖民補償問題有關的訴訟，最常見的說法就是《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消滅了日韓雙邊民眾的「個人請求權」，所以個人（aka 人民）無法就相關議題提出損害賠償訴訟。不過，即使日本法院全面駁回徵用工相關訴訟，日本的法院也沒有說韓國人民的「個人請求權」因為《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消滅了。
韓國徵用工訴訟代理人林宰成律師解釋道，日本司法機構對《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中「最終且完全解決」的解釋是，「解決」在法律上的效果並不是連個人請求權都沒了，但即便是有債權的人民，也不能透過訴訟行使個人請求權，這在法律上稱為「自然債權／自然債務」，所以法院駁回了相關訴訟。
熟悉日本戰後補償訴訟的山本晴太律師也說，日本政府在 1990 年代並沒有主張外國籍戰爭受害者的「個人請求權」被消滅，而是等到 2000 年代陸續出現對日本政府及企業不利的判決後，日本政府才一改過去的見解，認為外國籍戰爭受害者不能透過訴訟行使個人請求權，此後外國籍戰爭受害者就無法透過日本司法體系尋求正義。但這並不表示外國籍戰爭受害者的個人請求權沒了，訴訟也不是唯一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日本政府應該要更積極尋求其他的交涉管道，而不是一直主張「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來卸責。
韓國大法院意見書的3種解讀
至於韓國法院對於《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以及個人請求權的解讀，需要花多一點時間理解。2018 年韓國大法院對於「請求權問題已經獲得最終且完全解決」的解讀，可以細分成多數意見、協同意見與反對意見這 3 種。
反對意見最好理解。大法院的反對意見認為，《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包括外交保護權與個人請求權，而兩者都被《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第 2 條消滅了，所以原告不能要求日本企業賠償。
協同意見則認為，簽訂《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的時候，日韓雙邊已經多次談過強制動員的問題，所以《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包括徵用工的問題在內；不過，《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是日韓雙邊政府的協定，所以只有政府的外交保護權被消滅，人民的個人請求權還在，因此原告們可以請求日本企業賠償。
但最重要的還是大法院的多數意見怎麼看。
《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不包括不法行為
韓國大法院多數意見的邏輯是，《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確實有談到徵用工的問題，但《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談的是「沒有付清的工資」，現在徵用工訴訟談的是不法行為的損害賠償債權——日韓在 1965 年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時，雙邊沒有就「強制動員是不法行為」達成共識，所以《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就不可能包括基於不法行為的損害賠償債權，也就沒有請求權被消滅的問題。
前面提到，日韓簽署《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時，避開了日本是否違法殖民統治、支配朝鮮半島的核心問題。所以有了 2018 年的韓國大法院多數意見，其實就等於為所有和日本殖民有關的訴訟在韓國開了一條路——不只是徵用工問題，只要是任何和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期間有關的不法行為，都不在《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範圍內，所以民眾都可以提告。
然而，韓國大法院 2018 年「走在時代前面」的意見書，也為後續日韓關係交惡結下梁子。
徵用工判決影響韓國經濟與國家安全
2018 年底，韓國大法院接連判 3 例徵用工／強制動員訴訟是原告方勝訴後，日本政府擔心一旦開了先例，《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的免死金牌沒了，有了新的爭點，之後日本各大老牌企業會賠款賠不完，所以強烈抵制判決結果，並依照《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第 3 條尋求 外交協議 與 國際仲裁。2 家敗訴的日本企業（日本製鐵與三菱重工）到現在也沒有按照判決結果，支付原告賠款。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日本政府在 2018 年大法院判決出來後，就曾多次呼籲韓國政府應該出面「解決」日本企業得賠款的問題，但當時文在寅掌權的韓國政府都不予理會。敗訴的日本企業拒絕支付賠款，最後更演變成韓國法院要扣押敗訴的日本企業的資產準備「變現」賠償原告。去年 5 月，三菱重工持有的 6 個特許與 2 個商標被扣押後，都被法院要求「變現」了，但三菱重工還在上訴當中。這 5 年來，整件事情就這樣僵持不下，敗訴的日本企業動員律師盡可能延後執行賠款，能拖就拖，展開法律上的攻防戰，但整個方向還是維持 2018 年的判決結果——敗訴的日本企業要賠原告。
作為報復，日本率先在 2019 年 7 月限制日本的半導體材料出口到韓國，緊接著換韓國在 8 月宣布終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一個徵用工判決，就影響到韓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不過岸田文雄這週主張，日本限制半導體材料出口到韓國，是國家安全保障的問題，這和徵用工問題無關，今後日本是否會解除半導體材料出口禁令，要再看經濟產業省接下來怎麼和韓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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