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一頁：徵用工判決影響韓國經濟與國家安全（2/4）
一場失敗的「企劃訴訟」
韓國徵用工訴訟代理人林宰成律師告訴網路媒體《ポリタスTV》，徵用工系列訴訟是「企劃訴訟」，目的是要透過訴訟提升大眾對於強制動員問題的認識，進而改變政府的態度。殖民統治時期強制動員的受害人數有幾千、幾萬人，但日本製鐵的訴訟只有 4 名原告，三菱重工只有 5 名原告，規模差太多。所以原告們向日本企業求償每人 1 億韓元不是訴訟目標，原告只是想要透過訴訟將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並釐清殖民政府與企業聯手的強制動員問題，責任歸屬到底是在韓國企業、日本企業、還是在日本政府身上？
林宰成接著說，日本和韓國法院都認定強制動員是不法行為，至少在是否有過強制動員的歷史問題上，日本和韓國司法體系的見解是一致的。但是，「企劃訴訟」是不是真的能夠改變社會，取決於宣判時的社會環境——如果當時的社會環境還沒準備好，就算勝訴了，在社會運動上也可能失敗；反之，如果當下的社會環境已經準備好了，就算敗訴，也可以透過敗訴喚起大眾的問題意識，這時候政府可能會就出面主張「這不是訴訟可以解決的問題，應該由政府出面來解決」，接著透過政府的外交手段處理這個議題。很可惜，強制動員的「企劃訴訟」目前看來，社會運動的實力不足，現在的社會沒有這麼多餘裕，日本的政治環境也還沒有準備好，所以沒有辦法發揮市民的力量來改變社會風向。
徵用工訴訟在一審、二審敗訴，但 2012 年大法院勝訴了，2012 年勝訴的時間點正好就是日本第二次安倍政權的開始。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在 2000 年代後半抬頭，所以和歷史有關的問題，可能性就變得越來越窄，特別是第二次安倍政權開始，這個傾向變得更明顯。這個企劃訴訟 2012 年在大法院勝訴了，2018 年又再次勝訴。很可惜日本社會改變了，但政治的環境還沒有準備好，所以市民社會的力量沒有辦法發揮。日本的自由派、和平主義的勢力越來越小，政府是強硬右派政權的情況下，這個大法院判決沒有辦法改變日本社會，以一個想要改變社會、改變政府的企劃訴訟來說，沒有很成功。
——韓國徵用工訴訟代理人林宰成律師
日、韓政府錯過談判機會
徵用工訴訟如果從在韓國提告的 2000 年開始算，現在已經是 2023 年，這中間有 23 年的時間，難道這中間都沒有任何可以改變目前局勢，不用走到日、韓雙邊硬碰硬的可能性嗎？
答案是有的。林宰成說，關鍵就在 2012 年。
前面提到，在韓國的徵用工訴訟，最一開始一、二審判決結果也都和日本的訴訟結果一樣，都是原告敗訴。但是韓國大法院 2012 年推翻了一、二審論述，認定《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沒有討論到強制動員的不法行為，所以發回二審。這件事情對於韓國以及日本政府都很衝擊。林宰成律師說，如果在 2012 年大法院意見出來後，日本和韓國政府就透過外交、政治手段處理賠償徵用工的問題，日韓雙邊應該還是有很多談判空間，至少比現在來得多。現在訴訟已經走到最後，大法院判決都出來了，就只能依照判決結果執行，沒有交涉的餘地，政治上的時間就顯得不足。
時間浪費在行政介入司法
實際上，日韓雙邊政府在最終判決出來之前，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做，而是選擇了從另一個角度介入判決。
林宰成說，當時執政的朴槿惠政府收到日本方面的顧慮，決定用違法的方式改變判決，行政介入司法，也就是朴槿惠的 司法壟斷事件。現在大法院法官與裁判所行政處次長都被起訴，案子還在審理當中。林宰成接著說，如果韓國政府能在大法院判決確定前的 2015-2017 年間，主動公布強制動員受害者的受害狀況，就算日本方面認為法律層面的問題已經解決，從人道角度應該還是有一點責任，這方面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應對措施？例如，由韓國政府主動協商，找出受害者們可以接受的道歉形式，告訴日本只要用這種方式向受害者們謝罪道歉，也許強制動員的問題就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
韓總統立場決定了政府與議題走向
整個訴訟時間拉長，中間經過數任總統（盧武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尹錫悦），也著實影響了整個議題的進展。
前面提到，韓國政府在 2005 年的官方見解是，《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的經濟協助資金包括要給徵用工受害者的賠款。所以當時執政的盧武鉉政府自己撥預算，提供強制動員受害者及其遺族經濟上的協助。截至今年 2 月，已經發給強制動員受害者及其遺族總計 6,500 億韓元，但還是有不少受害者認為這樣還不夠。
李明博執政時期遇到了大法院 2012 年發回二審的事件，當時李明博政權還以韓國外交部的名義歡迎大法院的判決。朴槿惠執政時期則涉嫌介入司法判決，在幕後協議、試圖交易判決結果。
主打「被害者中心主義」的文在寅
至於直接經歷大法院 2018 年判決結果的文在寅，雖然初期和後期的立場略有不同，初期強調政府不能介入判決結果，但在判決出爐後已總統名義表明，不希望走到敗訴的日本企業資產變現這一步，但至少文在寅政權都是踩在尊重判決結果、保護被害者的立場，也就是進步派的文在寅不斷強調的「被害者中心主義」。
現在徵用工／強制動員問題能有新的進展，關鍵就在韓國去年 5 月換了新的總統，政權再度轉移到保守派身上。
改善日韓關係大於一切的尹錫悦
對於尹錫悦來說，文在寅執政時期日韓雙邊關係惡化到冰點，作為接棒的新任總統，若能透過「解決」日韓戰後與殖民賠償問題，改善日韓關係，讓日韓雙邊關係回復到 2018 年大法院判決出來之前的狀態，就再好不過。
具體而言像是重新啟動自 2011 年 12 月碰面以來已經停擺 12 年的日韓定期互訪「穿梭外交」（シャトル外交／shuttle diplomacy），或是重現 1998 年韓國總統金大中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雙邊領袖發表《日韓共同宣言》的場景，對於尹錫悦來說都是可以在歷史留名的重要功績。實際上 2 年後的 2025 年將會是日韓建交 60 週年，如果能在這個時間點發表新的《日韓共同宣言》將會是一大突破。
不過尹錫悦目前著眼的，其實是朝鮮半島的國家安全保障問題。面對北朝鮮的核武威脅，韓國需要與美、日合作才能維持區域安全的穩定。美國在日韓關係惡化的這段時間，也一直希望日韓雙邊可以盡快恢復合作關係。所以這次尹錫悦的「決斷」，也可以說是國際角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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