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有話說】再談日本棄嬰保溫箱（送子鳥的搖籃）與匿名生產制度

作者:

最近熊本慈惠病院「送子鳥的搖籃」接到的第一位「寶寶」宮津航一再度受訪，看到有些中文粉專分享了最近的報導內容受到不少關注，所以想再聊聊這個話題。

慈惠病院的棄嬰保溫箱正式名稱是「送子鳥的搖籃」（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但媒體有時會用「寶寶郵筒」（赤ちゃんポスト）稱之，因為棄嬰保溫箱的概念是來自西方（特別是廣義基督宗教）國家。

ps. 最近有人把慈惠病院的棄嬰保溫箱翻譯成「鸛鳥搖籃」，不能說錯，但一看就會知道是不懂命名典故是出自《安徒生童話》的送子鳥而已。2021年在台灣推出中譯本的《為什麼要拋棄我？》一書，內容就有提到慈惠醫院棄嬰保溫箱的命名由來是送子鳥的故事，這本書也是專門在探討慈惠醫院棄嬰保溫箱的專書。

當年宮津航一的出現很震撼，因為他不僅是「送子鳥的搖籃」接到的第一位「寶寶」，更精確來說，他當時根本不是「寶寶」。宮津航一被「放進」「送子鳥的搖籃」時，他已經 3 歲了，完全不是棄嬰保溫箱預想的接收對象。棄嬰保溫箱的構想是要接收剛出生不久的新生兒，只是很湊巧的，慈惠病院的「送子鳥的搖籃」入口「比較大」，很剛好地可以讓宮津航一的親戚把他放進去，隨後一走了之。

幸運的是，宮津航一遇到了很愛他、將他撫養長大的養父母，他也是少數有順利找到原生家庭的個案，也很坦然面對自己的這段經歷，甚至願意在鏡頭前說出自己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罕見、皆大歡喜的案例。

更精確來說，截至目前，也只有宮津航一是唯一一個願意出現在鏡頭前，訴說自己個案的當事人。

這某部分原因也和宮津航一的年紀有關——宮津航一是「送子鳥的搖籃」的第一例，當時被送進去時又已經 3 歲了，所以他當然最早成年，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受訪（未成年的話無法）。也因為他被送進「送子鳥的搖籃」時已經 3 歲，所以他對「去過這個地方」有印象，這也讓他寄／收養家庭無法打模糊仗，必須要坦誠告訴宮津航一事情的真相。

不難想像，並不是所有被送進「送子鳥的搖籃」的孩子，被收／寄養家庭撫養長大的過程中，都會知道自己是來自「送子鳥的搖籃」。更別提，就算熊本的行政部門再努力，也不是所有被送進「送子鳥的搖籃」的孩子們，都能找到他們的原生家庭。

就算有宮津航一這一個「最終結局是皆大歡喜」的個案，也不能掩蓋掉「送子鳥的搖藍」等棄嬰保溫箱是有道德、倫理和法律問題的事情。

也正因為棄嬰保溫箱，或是慈惠醫院現在推出的匿名生產（秘密生產／内密出産）是有倫理道德與法律問題的事情，所以我們更需要反問與檢討，這個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棄嬰保溫箱或是匿名生產（秘密生產／内密出産），背後反映的是整體社會的問題——在這個社會的角落，就是有一群非預期懷孕的婦女，發現自己懷孕之後不知道該怎麼辦，無法和周邊的人求助。然而，我們卻將這所有責任都交給慈惠病院這一家地方性質的私立醫院處理。

雖然在過去 20 年來，慈惠醫院真的非常努力，也做得可圈可點，但這明顯是公部門的失職——中央政府刻意規避責任，不願修法或立法，就這樣把所有事情推給這樣一家醫院，還有熊本地方政府在拯救來自日本全國的弱勢婦女和孩子？這真的說不過去。

更何況現在即將要有第 3 家醫院考慮推出棄嬰保溫箱／匿名生產制度，現在的日本中央政府就是把這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單一機構及其所屬地方政府去煩惱，而沒有將之法制化，這很明顯是行政失職——棄嬰保溫箱和孤立生產的問題報導了 20 年，中央政府都可以假裝沒看到，真的就是政府失職，沒有什麼好說的。

4 年前發表在《世界走走》的〈從棄嬰保溫箱到匿名生產，這家醫院15年接住了161個弱勢寶寶〉的文章中，我談了棄嬰保溫箱和「送子鳥的搖籃」的起源，文章最後面就有提到宮津航一的故事（但不是主軸）。

1 年前發表在《轉角國際 udn Global》的〈當「匿名生產」成為求救訊號，日本醫院如何接住弱勢孕婦及保住新生兒一命〉文章中，則著重在匿名生產制度的法律與倫理道德問題，及在慈惠醫院之後的北海道「寶寶箱」和東京墨田區的贊育會醫院）。

隨著大阪府泉佐野市也考慮推出棄嬰保溫箱（寶寶郵筒）和匿名生產制度，而且泉佐野市是地方政府主導，並非像慈惠醫院或贊育會醫院是機構主導、所屬地方政府配合的模式，在泉佐野市定案之前都還會有相關報導，所以版主想要藉這個機會講明版主個人立場——在日本政府長期立法不作為的情況下，反對過度美化棄嬰保溫箱和匿名生產制度。

慈惠醫院和後續跟進的機構立意良善，他們在做的事情也非常偉大，這是不容抹滅的事情，但在日本中央政府不願正視他們長年怠忽職守、遲遲未修法是不爭的事實。更何況匿名生產制度比起棄嬰保溫箱，更需要完整的法律配套措施。日本政府如果不願意，也沒有能耐做到和德國一樣的話，匿名生產制度就是有違法的疑慮。就算法務省及厚生勞動省釋出官方見解，也無法完全消除匿名生產制度的違法疑慮。日本政府如果哪天腦筋不對想要抓人，這幾家醫院的相關人員還是有可能會被移送法辦。

媒體（包括自媒體在內）在報導或介紹棄嬰保溫箱（寶寶郵筒）或匿名生產制度（秘密生產、內密生產）時，也不能只提像宮津航一這樣有著「快樂結局」、「皆大歡喜」的美好個案，而避談棄嬰保溫箱和匿名生產制度在法律和倫理道德層面的爭議，這樣太不負責任了。

即便是認同棄嬰保溫箱理念、或是匿名生產制度也罷，如果希望透過翻譯或是介紹日本的制度，讓台灣社會共同思考我們是否需要這項制度的話，當然要點出棄嬰保溫箱和匿名生產制度的倫理道德與法律問題。

刻意或無意識的避談棄嬰保溫箱和匿名生產制度的倫理道德與法律問題，不只是在美化有法律和倫理道德爭議的事情，同時也是害了慈惠醫院——正因為我們過去沒有用相同的力道去批判政府，才會讓日本政府過了 20 年還能繼續裝死，繼續把所有事情都推給慈惠醫院（和贊育會醫院）還有所屬地方政府處理。

所以我們應該要花更大的力道去批判日本政府，為什麼過了 20 年整個日本社會還是把所有問題的重擔都交給少數幾家醫院？我們如果只是讚揚慈惠醫院（還有熊本地方政府）的努力，就會忽略掉日本政府長期的不作為，同時也會成為「助長日本社會可以維持現狀，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少數幾家醫院」的幫兇。

以上是版主的週末碎碎念，希望本站的粉絲／追蹤者們今後如果在中文網路世界看到有（包括自媒體在內的）媒體再談日本的棄嬰保溫箱和匿名生產制度，卻只提好的一面，歡迎轉貼這篇文章或是私訊版主，我會一直翻出這篇貼文，直到日本中央立法、或是終於願意承擔責任的那一天。

完整閱讀及站上相關文章：

發表迴響